上世纪90年代,家里电话一响,孩子们就抢着接电话,先说上几句。
厦门晚报讯(文/图记者 戴懿)放下电话,我们彼此的世界会有多遥远?如果把您的手机拿走,让您过一天与外界“失联”的生活,您会怎样?如今很多人已养成了手机依赖症,无法想象不能打电话、没有来电、不看微信的日子。但回溯到上个世纪,电话一度也是个新鲜事物,它的出现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改变了人们交流的基本方式。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1969年,国际电信联盟确定了这个纪念日,希望普及电信科学技术并推动电信业的发展。作为电信技术中的“主角”,如今电话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重要途径。
推开记忆的窗,我们一起来听听电话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吧。
【结缘】
因偶然的机会,他们与电话结下了不解之缘……
51号话务员听声识人
听到声音就知道是谁,还能猜到可能要找谁
话务员张爱华(翻拍自旧报纸)。
1959年,17岁的张爱华成为禾山电话交换所的51号话务员,被大家称为“地保”。
那时候的交换所就像个电话中转站,打电话的人得先把电话挂到交换所,由话务员接线,才能与接电话的人联系上。
农忙时节,电话也特别多。张爱华记得,有一次有人打电话来找人,结果挂了十几次,从江头到五通,从何厝到湖里,绕了一大圈还是没有找到。接线的张爱华也急了,她说,如果对打电话的人像自家人一样熟悉,一听声音就知道要找谁,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从那时起,张爱华就开始仔细辨认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的人嗓子粗,有的人说话慢吞吞……通过简单的对话,她慢慢“认识”了那些声音,并找机会询问对方的姓名,用来“标记”声音。大队干部常到交换所楼下开会,她和同事就抽空去帮忙烧水、倒茶,把声音和人对上号。
和张爱华搭档的老话务员技术好,但记忆力差一些,遇到口音差不多的就分不清了。她值班的时候,就叫张爱华也戴上耳机,遇到不熟悉的声音就问她:“这是谁呀?”“这是何书记。”
时间长了,大家也基本能从声音分辨出对方是谁,知道他们经常到哪几个单位去;只要是接过电话的,她们也能知道是谁,人在哪里。
有一天晚上,张爱华值班时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找“杨书记”。这可把她难住了,因为杨书记晚上没接过电话,不知道他在哪里。她试着把电话打到杨书记的单位,没找到,又打到何厝、五通、枋湖等,问遍了所有单位都没有找到。正着急,她突然想起杨书记的家还没找过,于是把电话打到他家所在的大队,请大队干部去他家里找,终于找到了。
义务接线员抢接电话
一家人负责全村的联络,没有补贴也不计较
郑明程家里的老古董电话。
在翔安大嶝岛郑明程家的一张木桌上,一部黑色的电话格外引人注意。它没有拨号键盘,只有一个手摇柄。郑明程说,这个“老古董”已经在他家里“生活”了半个世纪,比43岁的他年龄还大。
上世纪60年代,大嶝岛是前线,有民兵驻守。郑明程说,当时岛上有电话总机,各村有分机。他们村里的分机,就装在他家边上的民兵部里。
“后来民兵部撤走了,电话拆了下来,暂时转移到我家,让我们代为看管。”郑明程说,身为民兵的父亲接下了这个任务,全家人都成了义务接线员。村里的通讯联络、会议通知全靠这部电话,有时候半夜电话响了,他们也二话不说爬起来就去找人。
“虽然没有任何补贴,但一家人也不计较,农村的人都很朴实很热情的。”郑明程说,这部电话给他的童年带来很多乐趣。父亲不许小孩子玩电话,因此能和电话接触的机会只有等到电话响起。“电话一响,兄弟姐妹四个人就抢着接,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他说。
这部老电话是手摇式的,摇的时候还得花些力气,摇上三四圈才能拿起电话。虽然上世纪80年代厦门就引进了程控交换系统,可以使用按键拨号电话,但在郑明程的印象中,直到他1990年去鼓浪屿读书,家里还用着这部老电话。
阿公阿嬷电话情缘
外婆16岁当话务员 遇到线路维护的外公
小张外婆家的电话,是上世纪90年代安装的,当时花了3688元。有人要找邻居,也经常会把电话打到她家来,因此邻里关系特别好。
当时正上小学的小张,每天都要和表哥表姐到外婆家玩电话,就连邻居、同学也跟着来玩。有电话来,大家抢着先说上几句。如果家里大人不在,他们玩得更疯狂,不小心乱按,真的接通了,话筒中传来一声“喂”,他们也回一句“喂”,然后赶紧挂掉。
后来,打电话可以听歌或语音了。家里有个小本子,上面有每首歌的编号,只要按个号码就能听歌或故事。当时打电话一分钟三角五角,但听歌或听故事每分钟要2元。“我们最爱听张学友的歌,刚开始偷偷打一次,没被发现,胆子就大了,越打越多。表哥还打电话听生理卫生常识。”小张说。后来事情终于败露,外婆发现有个月电话费特别贵,于是追查下来,孩子们被痛骂了一顿。
小张说,其实他们一家与电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当年才16岁的外婆曾在电话公司当过话务员。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电话公司负责线路维护的外公。
食杂店老板坐等赚钱
每个月仅靠一部公用电话,就能养活3名员工
蔡志超和日本进口的“第一代电话”。
61岁的蔡志超是一家食杂店的老板,从17岁起,他就没离开过食杂店,只不过是从国营的食杂店走到了自己经营的食杂店。
他的店里有一部老公用电话,是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进口的第一代按键式自动话机。他说,当时这样一部电话加上一个计时计费的小盒子,要100美元呢。最近,蔡志超把这部老电话“藏”起来了,因为自从一个热心的厦大学生帮他写了一个“第一代电话”的招牌,来拍照的人太多了,让他有点烦。
蔡志超说,刚工作时在大学路糖烟酒公司的食杂店上班,店里有个公用电话,是个挂在墙上的铁盒子,手摇式的,打一次电话2分钱,不限时间。收费是自助式的,只要把钱投进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每隔一段时间电信公司的人会来收钱。
当时的2分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候蔡志超一个月的工资才8元。
上世纪80年代,公用电话换成了按键式自动话机,就是蔡志超店里的这部电话。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打公用电话要计时收费了。
蔡志超说,当时申请安装公用电话要6000元,安装家庭电话要4000元。别看6000元是笔“巨款”,回本却很快。蔡志超说,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BB机,每天一大早就有人等着打电话,一直到晚上食杂店关门,都有人在排队。有的人等急了,伸手就把别人正在打的电话按掉,结果两个人吵起来。蔡志超说,那时候食杂店单靠这部电话每个月的利润,就能养活3名员工。
如今,这部电话的底盘已锈迹斑斑,颜色也褪了,但仍然可以使用。“别看它很老了,通话质量还是很高,甚至比现在的座机还清晰。”他说,曾有人出价想买这部电话,他不肯。
【见证】
市民享受便利,而他们则是让这种便利得到保障的人……
80年代:直埋式
长途线路巡线员,每周巡护52公里
1980年,钱力强进入长线局负责长途通信的保障。他说,长线局有专门的巡线员,每周得将自己片内的线路巡查两趟,而一趟就是26公里。
早年的线路都是走直线,穿过田间地头、翻山越岭。线埋在地下1.2米的地方,正常的巡护就是沿着线路走,一路查看路面有没有变化,是否出现塌方,有没有人在施工。怕农民的锄头挖到电缆,山上电缆经过的地方还埋有标石,要是地形变化标石下陷,还得把标石往上抬一抬,每半年要描红。“比扫墓还频繁。”他开玩笑说。
钱力强依然记得,当时床头的值班电话号码是2448。有一年台风过后山洪暴发,把同安一座桥下的河沙都冲走了,埋在河床的电缆露了出来,被采砂船刮断。半夜电话响起,钱力强立刻和同事赶去抢修,花了两天才把线路临时抢通。等到水全部退去,再把缆线重新埋入河床。
90年代:管道式
三四平方米的空间,两三个人一窝五六小时
48岁的陈育强1985年进入电信公司后,从一线的电缆维护做起。他说,那时候厦门的电话才几千部,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的好几倍。那时候电缆大都是架空的,马路的一侧是电线杆,另一侧则是电缆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电缆才逐步埋到地下。
如果用户电话打不通了,维修人员就得出门巡查、测试,看看哪段出了问题。缆线下地之后,先是直接埋在地下。陈育强说:“那时候遇到野蛮施工,把缆线挖断了,没有告知我们,又把土重新埋回去。我们跑几天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只能一段一段测试,找到问题段,再去查看有没有施工过的痕迹。”
后来缆线进入了管道,不过维修的空间只有三四平方米,里面塞满了粗壮的电缆。抢修时,两三个人猫着腰窝在里面,腰酸背痛不说,还特别闷,五六个小时才能抽空爬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从早上抢修到第二天,修20多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21世纪:光缆
城中村维修条件有限,得打着手电慢慢找
一线负责装机、移机、维修的员工李杰是90后,他说,过去10厘米粗的电缆能够承载2000个用户,现在进入光纤时代,一芯光缆可以承载64个用户,288芯的也不过拇指粗,而且现在的测试仪器也能很快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不过,在城中村没有管道,光缆无法下地,只能架在空中。有时候被偷盗,有时候村民乱接线,光缆被剪断的事时有发生。
接入维护中心的吴俊毅说,光纤太重要了,一旦断了,很多业务没办法开展工作,特别着急。有一次晚上11点,他们接到消息说一个单位的光纤断了,通过仪器测出问题出在离终端400米远的地方。可是城中村都是小路,线路密密麻麻看不清楚,维护员只能打着手电筒慢慢寻找。
吴俊毅说,用这种笨办法,查看光缆上面的生产年限和米标,按着记号寻找,终于找到问题所在。连夜抢修,一直到凌晨4点才抢修完成。
数字中的厦门电信业
回望历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话的前世今生,看它如何从无到有,一步步走进人们的生活。
【用户】
1936年
厦门的电话用户1505户,每千人拥有量位于全国前列(千人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市政近代化的标准之一)
1940年11月
受战乱影响,用户减少,日伪厦门市政府与日本合办的电话局电话用户共751户
1948年
全市拥有用户数达2154户
1993年
市区实装用户首次突破10万大关,1998年底突破30万大关
2000年
全市本地固定电话用户53.92万户
2008年
全市本地固定电话用户239.34万户。此后,受移动设备的影响,固定电话用户逐年下降
【号码】
1978年12月26日
使用30多年的三位、四位的电话号码首次统一升为四位数
1983年1月29日
电话号码由四位升为五位,即在原号码前加上“2”
1989年1月11日
集美、高崎、杏林首两位号码28改为48,20改为49
1990年12月23日
同安的电话号码由四位直接升为六位,市区电话号码由五位升为六位,湖里、高崎、集美学区和杏林也分别升级了号码。
【公话】
1934年
全市有无人管理公用电话17部
1955年10月3日
因无人管理公话站受破坏严重,改为13个代办公共电话站,一个站一部电话
1958年
全市公用电话发展至34部
1977年-1980年
全市有公用电话21-23部
1981年-1984年
有公用电话约26-27部,此后经济特区范围扩大、流动人口增加,公用电话数量逐步增多
【延伸阅读】
我国最早的民营电话公司,是厦门本岛的德律风电话公司,由菽庄花园的主人林尔嘉于1908年创办。
当时在鼓浪屿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川北电话公司。由于“主人”不同,加上当时电话公司设备简陋,没有敷设海底电缆,厦门岛与鼓浪屿虽一水之隔,却不能互相通话。
1921年,爱国华侨、印尼前首富黄奕住和林尔嘉达成协议,买下了德律风电话公司。后来,在鼓浪屿工部局的居中接洽下,黄奕住又买下了川北电话公司。他在鼓浪屿龙头路商业街开办了“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统合鼓浪屿和厦门岛的电话业务,并投资购置美国开洛公司共电式交换机、电话机等设备,从上海聘请钱咸昌为总工程师,同年10月开始敷设海底电缆,架设电杆线路。
1924年1月1日,厦鼓用户首次实现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