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日报讯(文/记者杜晓蕾图/记者王火炎)去年,电影《烈日灼心》上映,因对人性的拷问而成为话题。电影里,三个身份各异的结拜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女,在平静的生活下隐藏着一桩惊天凶案。原作小说《太阳黑子》因此引来关注,厦门女作家须一瓜也被一些媒体形容为“一夜爆红”。
有评论家说,须一瓜是对书写人性暗角、描绘人心世界的微妙转折有着持续热情的作家。《太阳黑子》是须一瓜的首部长篇小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曾把“201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颁给她,授奖辞中说:“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须一瓜自己则认为,记者出身令她更在乎读者的感受,更想把故事写得好看、动人。
最近,须一瓜的新作、长篇小说《别人》出版,在厦举行读者见面会。会后,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这本新书的创作思路,也对电影《烈日灼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新书《别人》
依旧探讨人性救赎
关注“别人”的苦与乐
记者:新书《别人》用一位女记者的个人视角去直面医患纠纷、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您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哪里?与您之前的采访经历有关吗?
须一瓜:小说里的故事与我之前的采访经历无关,因为这不是我跑的线。但是,这两方面的民生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只要是国人,都是回避不了的。所以,我只是用普通的家常材料,做了一道“菜”。
记者:《别人》写的是您最熟悉的新闻人,为何取名“别人”?
须一瓜:一说“别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迷雾缭绕的距离感,或浓或淡。在这个历史时期,“别人”是最难以把握的世相。因为我们很容易丧失对彼此基本把握的辨识体系。不少人的品性准则、价值都在分崩离析中,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别人,别人在云雾深处。多少人对别人缺乏爱,只有期待、算计和利用,多少人愿意关注别人的挣扎与哀嚎,多少人会怜惜别人的痛与梦想?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反对主体间的关系堕落为主客体间的关系,倡导建立自由、平等、尊重的真正的人性化关系。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就是个体间的失落与主体间的疏离。他认为,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期待、手段的“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极度膨胀,使人难以返回“我与你”的关系中时,人的存在就是不健康的。《别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人性,《太阳黑子》的主题是自我救赎,《别人》与它有什么共同处?
须一瓜:我一直觉得,人类就是造物主的次品,人性常与兽性并存,善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太阳黑子》通过三个犯了弥天大罪的凶犯,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内心安宁的故事,探讨人性救赎,《别人》则是剖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主题依旧是关于善与恶、罪与罚的争辩。今后我的作品主题,应该还是会继续走这个方向。
关于影视改编
《烈日灼心》结尾改动
曾让我感到难过遗憾
记者:《太阳黑子》被改编成话题电影《烈日灼心》,电影的结局比原作有较大改动,这对您来说是一种遗憾吗?《别人》是否也会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须一瓜:我在收到电影改编剧本时,一度封存不敢看。电影拍完后,剧情翻转,与小说截然不同,我固然有些难过和遗憾,但最终表示理解。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需要面临一个审查的尺度,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倾向和口味。
《别人》出版后,很快就有人来谈影视改编的问题,但都不了了之。我认为,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并不是一部小说成功的标准。写完小说,我的作业就已经完成。
记者:《烈日灼心》在厦门拍摄,剧中穿插了不少本地的景致,有书迷特地到处寻找,这是您特意在小说中布置的“彩蛋”吗?
须一瓜:我非常喜欢厦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在写《太阳黑子》时,我把对厦门的爱灌注进情节里,比如直接让三个主人公住进了植物园,还有很多场景发生在八市、海沧大桥等地方。可以说,这本小说是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关于读书现状
更欣赏传统阅读的美好
网络小说阅读感受不佳
记者:现在国人手机阅读、碎片化阅读普遍,网络小说流行,您怎么看待这一现状?您看网络小说吗?
须一瓜:网络阅读、手机阅读,正在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出差、旅途,手机阅读确实便利,我甚至开始希望在驾驶的时候,可以听到有声小说。不过,传统的阅读方式,它的姿态更闲暇、更奢侈,那种在灯下、沙发上,一卷在手不闻窗外风雨声的感觉,非常美好。
网络小说我几乎不看,因为有限的几次阅读感受不好,觉得多数只是廉价的阅读物,不是文字艺术。当然,这个评价仅限于我的有限阅读。
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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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一瓜,本名徐萍,当代小说家。现居厦门。著有《淡绿色的月亮》《提拉米苏》《太阳黑子》《白口罩》等小说。获华语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奖、郁达夫文学奖、柔石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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