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本土女作家须一瓜:我只是用平常材料做了一道“菜”

关于新书《别人》

依旧探讨人性救赎

关注“别人”的苦与乐

记者:新书《别人》用一位女记者的个人视角去直面医患纠纷、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您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哪里？与您之前的采访经历有关吗？

须一瓜:小说里的故事与我之前的采访经历无关，因为这不是我跑的线。但是，这两方面的民生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只要是国人，都是回避不了的。所以，我只是用普通的家常材料，做了一道“菜”。

记者:《别人》写的是您最熟悉的新闻人，为何取名“别人”？

须一瓜:一说“别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迷雾缭绕的距离感，或浓或淡。在这个历史时期，“别人”是最难以把握的世相。因为我们很容易丧失对彼此基本把握的辨识体系。不少人的品性准则、价值都在分崩离析中，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别人，别人在云雾深处。多少人对别人缺乏爱，只有期待、算计和利用，多少人愿意关注别人的挣扎与哀嚎，多少人会怜惜别人的痛与梦想？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反对主体间的关系堕落为主客体间的关系，倡导建立自由、平等、尊重的真正的人性化关系。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就是个体间的失落与主体间的疏离。他认为，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期待、手段的“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极度膨胀，使人难以返回“我与你”的关系中时，人的存在就是不健康的。《别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人性，《太阳黑子》的主题是自我救赎，《别人》与它有什么共同处？

须一瓜:我一直觉得，人类就是造物主的次品，人性常与兽性并存，善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太阳黑子》通过三个犯了弥天大罪的凶犯，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内心安宁的故事，探讨人性救赎，《别人》则是剖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主题依旧是关于善与恶、罪与罚的争辩。今后我的作品主题，应该还是会继续走这个方向。

关于影视改编

《烈日灼心》结尾改动

曾让我感到难过遗憾

记者:《太阳黑子》被改编成话题电影《烈日灼心》，电影的结局比原作有较大改动，这对您来说是一种遗憾吗？《别人》是否也会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须一瓜:我在收到电影改编剧本时，一度封存不敢看。电影拍完后，剧情翻转，与小说截然不同，我固然有些难过和遗憾，但最终表示理解。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需要面临一个审查的尺度，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倾向和口味。

《别人》出版后，很快就有人来谈影视改编的问题，但都不了了之。我认为，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并不是一部小说成功的标准。写完小说，我的作业就已经完成。

记者:《烈日灼心》在厦门拍摄，剧中穿插了不少本地的景致，有书迷特地到处寻找，这是您特意在小说中布置的“彩蛋”吗？

须一瓜:我非常喜欢厦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在写《太阳黑子》时，我把对厦门的爱灌注进情节里，比如直接让三个主人公住进了植物园，还有很多场景发生在八市、海沧大桥等地方。可以说，这本小说是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城市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