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厦门籍学者发现日军侵厦档案 填补史料空白

日军侵厦作战方案首度曝光

厦门籍学者陈杰中发现的1938年日军《厦门攻略作战图》。

日军侵略厦门若干史料。

海西晨报讯 (通讯员 曾大侠 记者 黄毓斌 林志强)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昨日记者采访中获悉，在日本大学任教的厦门籍学者陈杰中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了1938年日寇侵略厦门的作战方案。新近发现的这批资料，包括日军攻略作战图、参战军舰和部队番号等，以及日军高层“建设厦门特别市计划”等档案资料，是日军侵厦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厦门抗战史日军权威档案的空白。

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杰中，为寻找日寇侵略厦门的档案资料，费时有年。昨日他向本报独家提供的新发现日军作战计划、作战地图以及若干相关文件显示，日军对厦门战役高度重视，计划严密周详，投入兵力精良。

陈杰中介绍说，这些档案是在日军“海上交通截断计划”里找到的。当年，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以及海外华侨和友邦的援助物资不断流入，迫使日军在中国沿海港口实施阻截中国船舶交通运输的战斗。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海军决定实施其海上作战的两项方案：其一，夺取能进行海上封锁的作战基地；其二，占据中方补给基地的主要港口。1938年起，日军侵华海军开始对厦门、连云港、南澳岛、涠洲岛等军事要冲发动了进攻。

陈杰中本次发现的日军文件记载，日军侦察得知当时厦门岛上有中国正规军和保安队约3000人屯驻。为了尽快达到“封锁”目的，日军大本营决定单独由海军来实施攻打厦门计划。这与日军侵占广东等地作战方式不同，没有陆军参与所谓“陆海协同大作战”。

1938年5月3日，日军发布“大海令112号”，任命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为第五舰队司令官，任务是攻占厦门岛。实际上，此前第五舰队已将攻占厦门的作战部队命名为“D部队”，把此次作战命名为“D作战”。

同年4月20日，日军组建第二联合海军陆战队。5月1日该部队编入第五舰队，作为攻打厦门主力部队。第二联合海军陆战队司令官为宫田义一少将，是日军中的少壮中坚，时年仅36岁。其麾下部队为：横二队，司令山冈昭一中佐，47岁；吴三队，司令福岛耕次郞少佐，年50岁；佐七队，司令志贺正成少佐，48 岁。

1938年5月10日凌晨4时15分，日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据我方史料记载，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击和海上强势炮击，虽然我方军民顽强抵抗，但战力悬殊，厦门仍然沦陷。日军对厦门进行了七年多的统治，直至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厦门也得到光复。

本报将继续披露有关详细资料。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在受降仪式上签字。

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69年前的9月2日，日本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迎来了一个庄严的时刻。上午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历时14年的侵略战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结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在那场慷慨悲壮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早开始、持续时间最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壮丽史诗。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本报推出“胜利日”专题策划，以史为鉴，回顾抗战史和战后对日处置，深切体会“发展才是硬道理”。

1945年9月2日，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天刚破晓，美国战舰“密苏里”号已经稳稳地停在了日本东京湾内。

上午7时许，《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

这艘以美国总统杜鲁门家乡的州名命名的超级战舰，在1944年6月11日下水服役。1945年1月，“密苏里”号作为第3舰队旗舰，正式加入美国太平洋舰队，1945年2月至7月先后参加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和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作战。

这一天，“密苏里”号将见证一个更为关键的历史时刻。一个多小时后，日本的两名代表将代表日本签字，向同盟国投降。

朱启平脚下的“密苏里”号战舰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彼时却仍显得小了：“到处都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咔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200多名各国记者。”

他站在一座在20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签字桌约两三丈远。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

9时18分签字完毕

8时15分，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领随从5人走向举行仪式的甲板。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跟随在后。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和对日实行占领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代表美国受降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于上午8时45分来到甲板，和各国代表并列。

日本降使最后到来。朱启平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8时53分，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

著名战地记者黎秀石也是见证签字的3名中国记者之一。他在口述档案中，这样描述两名日本降使：“这个梅津是与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何应钦于1935年7月6日签订‘何梅协定’、掠夺我国在河北大部分主权的那个臭名远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他曾要求带着他的军刀来签降，未获盟军批准；重光葵也是日本侵略邻国的急先锋，曾在上海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断一条腿。”

9点整，麦克阿瑟“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在签字仪式上的投降书共两份，内容一样，包装不同。为了羞辱日本人，麦克阿瑟特意让人将同盟国的版本做成皮面的精装版，而日本的版本只是用帆布草草包了个黑皮儿。

“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朱启平在文章中记录。

当全体签字完毕时，朱启平抬手看了一眼表，恰恰是9时18分。这让他猛然一震：“九一八”！洗净70年来奇耻大辱

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中国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时18分。

“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朱启平写道。

同一时刻，甲板上黎秀石“眼眶充满了泪水，种种思绪冲上心头”。

在高手云集的各国记者中，朱启平为投降仪式撰写的长篇通讯《落日》被誉为经典。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他在《落日》开篇第二段就写道：“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晚年，朱启平与老友谈及当年写作情况时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

“忏悔”有两层含义

中国代表、爱国将领徐永昌在这一天给在场的各国代表和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签完字之后，徐永昌静默了许久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应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

仪式结束后，立刻有记者围上问他为什么说出“承认过错并忏悔”这句话。当时的徐永昌笑而不答。

直到1950年，徐永昌才公开解释了“忏悔”所指的两层含义：“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于14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70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囹圄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呢？”这是第二层所指。

(综合新华社、《法制日报》)

受降仪式上的两面旗和五支笔

事实上，在9月2日整个受降仪式的背后，每一个细节都含着博弈，每一项条款都藏着秘密。而博弈的输赢，全由国力的强弱所决定。

1945年9月1日晚，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横滨的盟军指挥部主持召开了受降仪式预备会议，探讨第二天仪式的流程问题。由于中国最先抗击日本侵略且奋战时间最长，所以九国代表入场的次序将以中国为首，然后依次是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

苏联代表普尔卡耶夫提出，应在密苏里号上，升起所有对日本作战国的国旗。但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地说：“就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作总代表吧，她有这个资格！不是吗？”仪式还没开始，狂妄的麦克阿瑟已经给了苏联代表一个下马威。

麦克阿瑟的荣与辱

1942年初，日军进占美军撤退后的马尼拉。

日军威胁说，要活捉麦克阿瑟，并将其押至东京受审，最后会割下他的头，挂在帝国广场示众。美国最高当局闻之惊悸，立即严令麦帅转往澳大利亚，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其手下将领温赖特，由少将升为中将，代他指挥全部美菲联军。

麦克阿瑟离开时倍感屈辱，他丢下一句话：“我出来了，但我必将回来。”后来成了名言，和“老兵永不死，他只是悄然凋隐”一样，被后人屡屡引用。美国战时新闻局把前一句当成格言，多次用作口号或新闻大标题。

美菲联军中、美军近2万人，菲军11万余人，撤到巴丹半岛的则共有九个师8万人，外加两万多逃难的老百姓。罗斯福亲自下达命令，要陷入绝境的美菲联军投降，温赖特没有办法，率七万多人束手就擒，另有二万余人，拒不执行投降命令，经艰苦抵抗，后来退入丛林、山区从事游击战争。

巴丹保卫战中，美菲联军在失却制空权的情况下，仍对来犯的日军造成重创，后因疟疾肆行，种种热带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要多，更由于后勤线被日军切断，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走投无路。

美菲军人被俘后，受到日军的非人待遇，转移途中被日军虐待致死、射活靶的将近两万人。温赖特被送到日军建在沈阳的战俘营中服苦役。

一年多后，麦克阿瑟实践了他的诺言，带领近三十万大军打回菲律宾。他在莱特岛登陆，船未靠岸，他就跳下来，涉着漫及大腿的海水，身着崭新将官服，戴着墨镜，趟水上岸，身边跟着一群大小幕僚，摄影师忙不迭为他拍下了诸多照片，这是一个经典的招牌镜头。麦克阿瑟这一带点作秀的做派，彻底捧红了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墨镜，那就是有名的雷朋眼镜，从此成为时尚标志，到今日都是体育爱好者和户外运动迷的首选。

两将争功受降仪式

投降书的签署仪式原定当年8月底举行，嗣因麦克阿瑟元帅终战后受命为联军最高司令官，包括海军也在他的管辖之内，陆海军之间不免有点隔阂，故又改为9月2日在横滨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

签字问题，美军幕僚对此也是费尽心机，建议麦克阿瑟代表盟军签字，而尼米兹则代表美国政府签字。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皆大欢喜的提议。

选择海军的“密苏里号”作为签署仪式的场所，意在尊重付出重大牺牲的海军的感情。而“密苏里”这个名称，也正是杜鲁门总统故乡的州名。

地点、签字方式都扯平了，又冒出旗帜的问题。舰上本来悬挂的是海军尼米兹的将旗，他也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坚持要把他的将旗也悬挂上去，尼米兹本人不置可否，却忙坏了他手下一群幕僚参谋，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在同一根桅杆上，加挂麦帅将旗，结果两旗帜并肩飘扬。据说，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

但在美军将领中，矛盾也是随时随地产生。日本投降，由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主持仪式。海军听到这个决定，马上就不高兴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的阵地要宽泛得多，凭啥由陆军出身的将领来风光显要呢？各有各的头目，各有各的人马，事情闹到总统那里，还有接受投降签字的地点问题、本国部队兵种旗帜问题、麦帅和同僚尼米兹的关系……都是紧急关头的一团乱麻。然而美军的智慧和胸襟确乎超人一等，他们很快化解矛盾、从焦点切入找到皆大欢喜的转圜办法。

五只派克金笔的去向

仪表堂堂、威仪十足的麦帅下令签署投降书。日本方面重光葵首先签署，接着是梅津美治郎签名。美国代表尼米兹、英国代表弗立查总司令、中国代表徐永昌部长以及苏联代表依次签署。

这个场合的签字笔，毫无疑问，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收藏在博物馆？交与美国政府？然而，一支笔只能有一个去处，这个时候，谁也料想不到，麦帅奇崛的天赋在此表露无遗，疑难问题马上靠智慧和情感乃至趣味来化解，他居然准备了五只派克金笔用作签字，不就是签署自己的名字吗？他用前三支笔分别写下自己的全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后两支签署职务盟军最高统帅以及年月日。第一支顺手送给站在他身后的温赖特，第二支送给英军司令珀西瓦尔，第三支归美国政府档案馆，第四支赠予他的母校西点军校，最后一支归他的爱妻琼妮所有。

走出战俘营的温赖特将军，九死一生，已被日本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瘦得像根竹竿，站立都很困难。麦帅对他怀着深切的歉疚，当即就对温氏表示，要金钱给金钱，要部队给部队，总之满足温赖特的一切要求。签字仪式后，又将他和珀西瓦尔专机送到马尼拉，让当年俘虏他们的山下奉文向他们签字投降。不久后，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山下奉文，指控他犯有报复性屠杀平民等一百余项战争罪，随即处以绞刑。次年，温赖特升上将，任美军第四集团军司令。

“密苏里号”周围，本来就绵延着四百多艘庞大战舰编队，签字仪式尾声，长空里两千余架美军战机，以密集队形，雷鸣般掠过，升腾起磅礴震撼的宏大气势，仿佛在隐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的和平必然到来。

(据《海南日报》)

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最早的抗争 最终的胜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14年的抗争与坚守，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名字永久标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史册上。

69年过去，中国这个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战场最广阔、损失牺牲最惨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已经壮阔挥别昔日的沧桑，以稳健而自信的姿态，迎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日本法西斯内阁的“东方会议”就确定了“征服满蒙”、“征服支那”进而“征服世界”的三级跳侵略企图；1933年吞并热河；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到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领土和大部分重要城市。

共产党武装遍及19省区

侵略者的屠刀举得越高，中华民族的反抗就越强烈。从日本入侵东北的那天起，中国军民的抵抗一刻也没有停止。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其间长达10年，中国人民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正面战场上，22个规模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大会战，阻止了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

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设伏雁门关、血战黄土岭……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在遍及19个省区的根据地，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令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戴安澜、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血染疆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以上。

全民族抗战筑就最后胜利

“打，也许是死；不打，就是亡国奴！”今年80岁的佟兵，常常想起其父佟麟阁在弥留之际的豪言壮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连接成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才是唯一能使弱国打败强国、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研判与号召，至今仍为不少研究者津津乐道。

这场持久战，以世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和流血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石。

世界各国的史料均表明，中国的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战略计划。在德国入侵苏联要求日本配合时，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日本最后决定：“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去除了日本的威胁，苏联才敢把远东地区的大量兵力调往西线与德军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分析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硝烟散去，历史依然在以无可辩驳的声音告诉世人：如果中国人民没有誓死坚守，战争的结局必将重新书写。

中国远征军在枪林弹雨中向日军发动冲锋，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赢得了松山战役的胜利。

1944年9月3日美军随军记者为朴永心等人和押解护送的远征军战士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最著名的一张慰安妇照片。

本报编辑部

公元1944年9月3日，年方22岁的浙江大学电机系学生蔡智诚，跟随着国民革命军第8军103师上校参谋王光炜，趁夜登上了滇西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山———松山。此行他们的目标是当天得而复失3号高地进攻阵地。

已经浴血奋战十天的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因丢失阵地被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就地枪决，终因军长何绍周拒绝执行而能够继续奋战在这座全团兄弟几乎打光的山头，直至重伤才脱离阵地。

就在同一天，日本第56师团拉孟守备队野炮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参加了日军松山守军的突击队，从残存的横股阵地向白天刚刚被309团攻占的松山黄土坡3号高地发动逆袭。

这次逆袭将远征军暂时赶回了山脚下，但木下昌巳心里明白，日军的末日已经到来。

就在同一天，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三位伙伴，在觉察到日军想要杀死松山上所有非日本籍慰安妇后，终于醒悟，趁日军不备，翻出战壕逃到了水无川谷地，被15岁的中国少年李正早搭救。

倒伏于日军枪炮火舌之下的年轻士兵们，根本想象不到一年之后的9月3日，成为中国四万万同胞扬眉吐气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

而以中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名义接洽在华日军投降的，正是松山战役时他们的长官、中国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蔡智诚更是因为在松山战役上得到的一枚勋章，成为中国普通士兵的幸运儿，见证了9月9日在华日军的投降仪式。

70年后的公元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最高立法机构决定的形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14年9月3日，我们把历史的时针，重新拨回70年前，在松山，中国人民和抗日武装，在艰苦卓绝的苦难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新喷火兵蔡智诚

1944年9月3日，103师教导队的新喷火兵蔡智诚来到了激战正酣的松山黄土坡。

蔡智诚注定是要跟中国的近代史联系在一起的。他出生于贵州遵义，他家的对面，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旧址、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蔡智诚的老爸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第一批学生(根据厦门大学学生名录，厦大第一批学生中确有一位来自贵州遵义的同学，不过他的档案名字是“蔡光举”)，同一批里有一位贵州老乡何纵炎，何的三哥就是二战盟军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蔡智诚原本在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读，有感于中国军人兵痞土匪习气，立志要加入军队“改造旧军队”，机缘巧合，他来到了滇西反攻战役的焦点松山。刚到怒江前线，蔡智诚就遇到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游湘江、杨三，以及贵州老乡、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原来第8军是军长何绍周的子弟兵，主要兵源都是贵州人。说来也巧，日本陆军的习惯是“乡土部队”，即从同一个地方征兵和补充兵源，凭借日本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形成特殊的战斗力。驻守松山的第113联队和野炮第56联队以北九州民风彪悍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为兵源。就这样，在松山上，贵州人与九州人打了一场惨烈的攻防战。

因为懂英文，蔡智诚很快掌握部队配发的美式M2喷火器，成了远征军的一个宝。

在松山战役的最后关头，蔡智诚背着沉重的喷火器上了阵地，成为309团最后攻击的9支敢死队中的一员。

尖叫的死尸

9月3日这一天，309团团长陈永思已经拿下了3号高地，但被日军逆袭成功只好退守出发阵地。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听到报告，火冒三丈，下令就地枪决陈永思。军长何绍周深知这场仗打得很惨，枪决团长于事无补，还是启用刚带新兵到前线的王光纬接替陈永思，把松山拿下来要紧。陈永思也明白这一点，他亲自带一个敢死队，宁可战死，也不愿意下阵地。王光纬以及309团剩下的几个军官也各带一支敢死队。

蔡智诚跟着身为连长的游湘江，冲上了3号高地。第一次上战场，蔡智诚有点儿兴奋，但他很快就被尸横遍野的阵地吓得失魂落魄，跑也不知往哪里跑，躲也不知往哪里躲。最后他摔到一个弹坑里，撞到一具死尸的肚子，那具死尸肚子里的气冲向喉咙，居然发出尖叫。蔡智诚当场“失心”。多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刹那间失去了听觉，视觉也没有了距离感，眼前的人和景物就像照片似的，变成了一个平面，再接着就失去了知觉……”过了好久，他才清醒过来，然后又开始呕吐，吐得七荤八素。游湘江派给他的助手、外号叫 “罗烟杆”的老兵守着他。像他这样的新兵，罗烟杆看来是见多了。他说蔡智诚并没有晕过去，只是惨叫一声，然后就瞪着眼睛发呆。

战斗稍有间歇，罗烟杆带着蔡智诚来到新的阵地，游湘江正在与几个军官一起商议对策，指示他们俩在阵地后方隐蔽。原来敢死队在冲击一个新的堡垒时遇到日军顽抗，被迫停下来调整攻击方向。这时，几个日本兵从坡顶扔下一枚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在军官们附近爆炸，游湘江当场阵亡。看到儿时的伙伴、现在的长官，刚才还在冲锋时不停地照顾自己，转眼就在眼前牺牲，蔡智诚悲愤交加。

松山战役期间，309团117位军官死伤52人，士兵死伤948人，每10个人中损失6人。要知道，309团8月25日才加入战斗。在近百日的松山攻防战中，中国远征军有的连甚至打到只剩2个人！

火攻地堡

蔡智诚对他对面的日本人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记起罗烟杆这样说日本兵，“要说的话，我们(中国兵)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蔡智诚上过大学，他知道没有僵尸，这些日本兵是训练有素，很会利用工事，战术得法。而中国兵像他这样一枪都没放过就上场的真不在少数。游湘江的牺牲让蔡智诚清醒而坚强，敌人是强大，但凭借手中的武器，能够战胜他们。

机会来了。在攻上坡顶后，敢死队们被敌人的一大一小两个堡垒交叉火力压制住了，牺牲很大。爆破队员牺牲了，309团最后一个喷火队员的燃烧瓶被击中爆炸，他整个人被高高抛起。蔡智诚亲眼看到这一幕，明白下面该轮到他这个从军部派下来的喷火队员上了。果然，陈永思来到蔡智诚边上，指着大地堡侧面的一个弹坑问他，“我们组织火力掩护，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能不能冲过去？”“能过去。”可是，那是侧面，火焰打不进地堡里。远征军也是刚刚才配备喷火器，战斗中怎么运用都没有经验，蔡智诚一个新兵更不

知道。“你不用把火焰打进碉堡，只要在地堡前打出一道火墙，挡住敌人的视线就行了。我带爆破队上去炸了它！”听到团长要亲自爆破，蔡智诚脸上一热，“团长，要死大家一起死！”

就这样，最后的冲锋开始了。

一声令下，火力齐射，蔡智诚和罗烟杆背着50公斤重的装备，向弹坑奔去，蔡智诚勾着腰猛跑，心里想着“千万别绊倒、千万别摔跤……”，要是一摔倒，那几秒钟后，他就成了日军的靶子了。十秒，只有十秒。当他终于扑进弹坑的时候，紧张得快要虚脱了。他和罗烟杆迅速开始准备。日军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步枪手也盯住他们射击。找到机会，蔡智诚观察了地堡的位置，计算好喷火压力。一切准备就绪后，蔡智诚在弹坑的边上刨出个缺口，伸出枪口，“噗———”，灼热的火龙飞向敌人。喷枪的角度和气压计算得非常正确，三秒种的标准射击之后，凝固汽油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正好浇在地堡正面的外墙上，熊熊的火焰立刻把射击口遮盖得严严实实。没有想到，原本是掩护作用的喷火攻击，点燃了由木头搭建的地堡，加上多日的炮火轰炸也使地堡有所松动，山风加大的火势，日军反被烟熏得无法反击。蔡智诚见状，又给地堡补上两发。接着，又如法炮制，把小地堡也点着。这时，不知哪里窜出一个日本兵，竟然用手抓住蔡智诚喷火枪发烫的枪管，全然不顾手心被枪管烫得冒烟，另一只手就来扣喷火枪的扳机。还好日本兵不懂美式喷火枪的操作技巧，不知道还要先调节阀门。但蔡智诚还是被第一个面对面的日本兵吓住了。在一旁的罗烟杆见状，举起燃油罐给日本兵后脑勺狠狠一下，才把蔡智诚救下来。趁着蔡智诚点的大火，远征军发起最后的冲击，一举拿下3号高地。

之后，蔡智诚获得一枚“六等云麾勋章”。

当然，更应该获得勋章的士兵很多，但在中国战士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打死对面的敌人，至于自己能不能活着，会不会受伤，获得什么奖励，已经不重要了。战斗残酷到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多次的争夺，在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面前，年轻的中国士兵只能用血肉与生命铺就胜利之路。战役结束时，103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问陈永思，“你们团还有几个人？”陈永思说：“20个人。”熊绶春当场痛哭出声。

崩溃的“玉碎”

20天前，木下昌巳已经被日军拉孟守备队代理队长金光惠次郞选为“脱出者”，在战斗的最后时刻，他将奉命出逃，向第56师团报告战役经过。守卫松山的拉孟守备队由日军第113步兵联队和第56野炮联队组成。松山阵地，经过据说有矿工经验的野炮联队士兵两年多的营建，堪称日军在亚洲战场上最坚固的工事，建成后用数枚 500磅的重型炸弹进行炮击、轰炸试验，工事内部都未受损害。不过，就是这样日军眼中的“东方马其诺”，与日军强悍的战斗力和自杀式的“玉碎”精神一样，最终也不过是给中国士兵的勇敢和坚强做一个注脚。

9月3日夜，木下昌巳参加了夺回3号高地的逆袭。他们二十几个人往高地冲时，木下右肩被弹片击中，感到像被火筷子穿透了一样，摔倒在地。他看见一个黑影从左侧扑过来，双方面对面时，对方因为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犹豫了一下，木下抢先用左手扣动扳机，将中国士兵打倒。夜袭中，中队长泽内秀夫被打中头部，垂死挣扎之际，木下用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补了一枪，让他断气。

日军就这样，白天被夺取阵地，夜晚便利用对地形和工事的熟悉偷袭。这种反击战，成为1944年以后日军在各个战场上惯用的战术，一开始还颇为有效，但到了后期，便显露出败军迹象。死亡气息在日军中弥漫，守备队断断续续发出最后的电报，之后将发报机、密码本等损毁，焚烧军旗，逼迫伤员自杀，杀害慰安妇，“玉碎”时刻来临。

其实，所谓的“玉碎”不过是日军的自我粉饰，除了木下昌巳及两位士兵奉命出逃外，还有几十名日军逃跑、15名日军被俘虏。木下对自己的手下说，“大家都跟我一起死吧”，所有士兵都低头不语。而在出逃前，木下也听到有士兵说，“这个地方被占领了才好，还可以保住命回国去！”溜走时，七八位士兵和慰安妇要跟着木下，他也没有办法。于是，被日军大本营鼓吹为“全员玉碎”的拉孟守备队，在最后时刻精神崩溃了。

在亚洲战场上，日本人宣称全员“玉碎”的日军，只有松山、腾冲和密支那三处，而这三处，都是被中国抗日将士打下来的。

逃离的慰安妇

日本人的“玉碎”是否包括被他们蹂躏的慰安妇？恐怕是被他们杀害的就算在内，而侥幸逃脱的朴永心肯定不在其中。

9月3日这一天，日军卫生兵给非日本籍慰安妇的食物里拌了升汞片，企图毒死她们。朴永心已经怀孕七八个月，对味道特别敏感的她，意识到日本人的企图。近 100天的战斗，令慰安妇们担惊受怕。当远征军猛烈的炮火倾泄在松山上时，躲在战壕里的朴永心和姐妹们害怕得大哭，“就这样死在这里了吗？”

朴永心已经“死”过一回了。6年前，才17岁的她被日本警察以“当护士”为由骗到中国南京，在济利巷9号日军菊水楼慰安所充当慰安妇。她拼死反抗，结果被日本兵用军刀戳伤脖子，留下一道刀疤。

求生的欲望让朴永心冒死逃跑。趁着日本兵吉武在战壕里抵抗着中国军队的进攻时，朴永心拖着大肚子，与三位同伴向山下的水无川逃去。她们躲在玉米地里，遇到了当地少年李正早。李正早因为被日军强征当马倌，认识这几个慰安妇，就给了她们吃的东西，并带着她们到第8军的野战医院。由于惊吓过度，朴永心腹中的胎儿已经死去，她下身一直流血，到了医院后，中国医生为她做了手术，拿掉了死去的胎儿。

在路上，美军随军记者见到朴永心等人，为她们和押解护送的远征军战士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成为最著名的一张慰安妇照片。9月3日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最想抵赖却又无法抵赖的一张照片！

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美军顾问多恩准将全程参与了松山战役的指挥。他对美军军官说，“这次作战极其艰苦，牺牲是惨重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次作战的每一次胜利，都应归功于中国”，“我亲眼看到近万名残肢断臂的中国官兵和差不多一半数量的阵亡者，他们为了夺取一段山路而牺牲，然而这条路，将会拯救全国悲惨的命运”。

后人评价说，“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如果硬要找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近似的转折点’的话，……1944年的松山之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因为，远征军的一系列胜利是从松山开始的”。松山的地位是与整个滇西反攻战役联系在一起的，滇西反攻是缅北战役的东线战场，缅北战役打通了滇缅公路，取得了中缅印战区的重要胜利。

从军事意义上去评价一场战役，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松山这个耗费了巨大损失和巨大投入才拿下来的“普通的山”，虽然不如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面对的贝里琉岛登陆战那样有争议，却也让政治家们、军事家们、军史家们各执一词。今天，70 年后，我们重新回顾这场战役的横断面，无非是觉得松山战役有如八年抗战，敌寡而我众，敌精而我勇，敌顽而我久，敌固然失败覆灭而我亦付出巨大的牺牲，当然，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军人，属于中国人民。这样的一场战役，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发生在日本向中国投降日前整整一年，不是历史的巧合、民族的命运、个人的际遇吗！

滇西战役胜利后，云南各界群众在昆明圆通山树立起“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上书：

岛寇荼毒，

痛及滇西。

谁无血气，

忍弃边陲。

桓桓将士，

不顾艰危。

十荡十决，

甘死如饴。

瘗忠有圹，

名勒丰碑。

懔懔大义，

昭示来兹。

本文依据《1944：松山战役笔记》(余戈)、《战场上的蒲公英》(王外马甲)、《松山战场田野调查》(戈叔亚)、《慰安妇照片讲述的沉重历史》(戈叔亚)、《松山战役，日军角度》(朝云新闻社/梁爽译)等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