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同安最早的“图书馆”由朱熹所建

同安最早的“图书馆”由朱熹所建

在同安为官时，他大力推进教育革新与礼仪教化，推动同安成为海滨邹鲁

厦门晚报讯（记者 颜梅丽 通讯员 易棠埭）“闽之文学，以漳泉为最，而漳泉尤以同安为最。盖因朱子过化，文风日盛耳。”南宋名臣、理学家魏了翁这句话，点出了同安文教昌明、人才鼎盛，进而被誉为“海滨邹鲁”的关键——朱熹的教化实践。

同安是朱熹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从政生涯中驻留最久的地方。那时的他，还不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而是一名二十多岁、有理想、肯干实事的青年士大夫。一名年轻官吏，凭什么改变一方风气，给滨海之地刻下这么深的文明印记？

启民智

从四方面革新县学 常常亲赴县学讲学

同安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设县，开发虽然不算晚，但远离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因此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民俗也偏强悍。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出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在同安前后有四年多的时间。

初到同安，朱熹看到的官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败得不成样子”：斋舍倾颓，只剩两间还能用；藏书破旧散乱，经史典籍没剩多少。学子求学也浮在表面，入学散漫，不到正午就四散回家。不少人读书，只盯着科举功名，把圣贤学问当成博取禄位的“敲门砖”。

但在朱熹看来，官学从来不只是培育应试人才的地方，更是涵养人格、传承义理的精神阵地。他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从办学经费、典籍藏书、师资选聘、教育理念四个方面开始革新县学。

办学之基，首在经费。当时地方设有赡学钱，又叫“四分钱”，本是扶持地方教育的专项经费，过去却全数上交，再由州学分配。为了争取办学经费，朱熹据理力争，上书抗辩，坚持同安应当留存一半赡学经费。面对州学官员责难，他直言这笔官钱关乎同安一县长远的利害，绝不退让，最终争取到属于同安的“二分钱”办学经费。这笔钱被用来修缮斋舍、修建讲坛，县学规模由原来只余两斋扩增为四斋，容纳更多求学子弟。

典籍是学问的载体。同安县学原有官书历经水火、盗窃、虫蚀毁坏，仅剩一百九十余卷，远远满足不了读书需求。为此，朱熹在同安文庙大成殿后建经史阁，堪称同安最早的“图书馆”。同时，他加快丰富藏书，一边向民间募书，一边借赴福州公干的机会，拜访父亲旧友、福建安抚使方滋，恳切诉说县学藏书严重不足的窘境。方滋被其诚心打动，安排工匠刻印九百八十五卷书籍赠予同安。朱熹亲自护送这批典籍返回同安，整理归类新旧藏书，订立借阅制度，让学子广览百家经史。

兴学，也需良师引路。朱熹留心乡邑才俊，发现本地进士徐应中、王宾品行端方，潜心讲学传道，便写下《请徐王充学宾申县札》，聘请二人任教，充实县学师资。二位先生恪尽职守，每日与学子辨析圣贤正学，治学规矩严明。

教育要革新，办学理念很关键。朱熹着力扭转读书人的价值取向。他反对读书只为追逐科举禄位，主张读书重在修身养德、格物致知，在日常言行中践行圣贤道理。他陆续撰写《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告，引导学子认识学在于“为己”，通过学习圣贤经典提升自身道德修养。

公务之余，朱熹常常亲赴县学讲学。他讲授《论语》，阐发孔孟修己治人的大义；又以策问形式启发思辨，引导学子穿透文字表象，探寻义理本源，把儒学的思辨精神播撒在同安的土地上。

位于同安县衙历史文化园的朱熹雕像。 颜梅丽 摄

树榜样

修建苏公祠推崇苏颂 为同安士人竖起一面旗帜

对学子的精神教化，朱熹同样极其重视，把它放在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他深知，想砥砺士人心志，除了典籍讲授，还要树立属于同安自己的精神标杆，让后生看得见什么叫君子气节，什么叫士大夫担当。

北宋名相苏颂，便是朱熹为同安士人竖起的一面旗帜。苏颂生于同安，学问渊博，既是治国理政的贤臣，也是享誉后世的天文学家、机械制造家、医药学家。他为官清廉守正，不畏权势。朱熹盛赞其“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欧阳修也曾称赞苏颂“处事精审”。

然而，对于苏颂的事迹，当地百姓却极少有人知道，即使本族子弟也说不清楚，反倒对一些位高权重、官德有亏之人津津乐道。

为此，朱熹在同安县学内修建苏公祠，又把朝天门内荣义坊改为丞相坊，以此纪念苏颂。把本土先贤的德行功业摆在士子眼前，让乡邦后辈见贤思齐，磨炼风骨气节。

由于朱熹推崇苏颂，士民学有榜样，素称难治的同安社会风气实现扭转。嘉庆版《同安县志》记载：“同自朱子簿邑以来，日以圣贤身心之学迪诸士，且推崇苏魏公以为表率，故礼义风行，习俗淳厚。”

除了推崇乡邦贤达，朱熹还将家国大义融入教化。他在县学立祠祭祀被誉为“南宋中兴贤相之首”的赵鼎，感念其刚正不屈、力主抗金的家国气节，借先贤事迹向青年士子传递家国担当。同安的士子，不再只埋头书卷，更懂得何为操守、何为担当，一方士风由此焕新。

苏公祠。 颜梅丽 摄

淳民风

让礼学走进百姓家 践行于日常起居言行间

在朱熹的理想中，教化从来不是县学的专属。文教若只局限于读书人，便难以真正改造社会。礼，是社会的秩序，是人心的归处。真正的善治，是让儒家的礼义走出学堂，浸润市井闾巷，渗透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安当时民俗鄙陋，民间缺少规范婚礼礼仪。朱熹撰写《申严昏礼状》，倡导士人和庶民婚娶要恪守礼法，抵制“引伴为妻”的陋俗。

光有文书提议还不够，朱熹推动礼学落地实践。县学里有个叫柯翰的直学官，对《礼记》很有研究，朱熹便邀请他给县学的学生讲授《礼记》的课程，引导学生领会礼之根本，并将礼仪践行于日常起居言行之间。

面对混乱的官学祭祀仪式，他翻阅《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多部典籍，绘制祭祀流程、器物、服饰等图样，考订形成释奠礼的早期草稿，在本县试行，让释奠礼有清晰可操作的流程。

礼治，同样藏在朱熹为官理政的每一处细节。朱熹在处理公务的厅堂悬挂“视民如伤”匾额，时时警醒自己体恤黎民疾苦。巡查官仓时，发现差役私用大斗征粮、盘剥百姓，他赋诗警示官吏：“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告诫僚属，为政的根本在于公心、以民为本。

在同安四年多的仕途岁月中，朱熹修缮县学以启民智，崇祀先贤以铸风骨，推行礼治以淳民风，终使同安成为“士君子服习诗书，敦尚礼义，贤才奋兴，彬彬日盛”的海滨邹鲁。待到朱熹离任，同安百姓感念于心，留下“士思其教，民思其惠”的由衷评价。

在此后的八百六十多年，同安对朱熹兴贤育才理念的传承绵延不绝。比如，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县尹孔公俊创建大同书院，崇祀朱子、讲学藏书，成为厦门最早的书院，至今仍在使用。2016年，同安在朱熹当年办公居住的“高士轩”旧址上建成朱子书院，常态化举办国学讲座、学术论坛与研学实践。

时代更迭，弦歌不辍，朱子过化的文脉，正在同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朱子留下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同安人身边可感可及的文化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