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陈嘉庚与张謇的会面前后

1932年6月18日陈嘉庚致叶渊函（节录）

陈嘉庚（1874—1961年，字科次，福建厦门人），是中国近现代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人。

对比两位具有许多相同“头衔”的先贤，清晰可见陈嘉庚的生平、思想脉络和实践进路与张謇有很多极其相似之处，可推断出陈嘉庚深受比其年长近20岁的张謇影响。他们有什么“交集”？尤其是在历史上有没有过会面？这一直是学界待解之谜。笔者检索文献，除了在一篇论文（黄正平，2023）中略有提到“陈嘉庚专程到访过南通”外，目前没有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解答疑惑。陈嘉庚的自传《南侨回忆录》没有提及，《张謇日记》没有记录，两人共同好友黄炎培的日记也没有记载。由此，学界长期认为两人只在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发起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内有过未谋面的合作：张謇名列该社48位发起人之一，陈嘉庚是创社时的“永久特别社员”。此外再无交集。

最近因参与编纂《陈嘉庚文集》，笔者誊写旧藏于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陈嘉庚档案》中的陈嘉庚书信，意外发掘出陈嘉庚于1920年到南通与张謇会面的史料。这封信是1932年6月18日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写给集美学校时任校董叶渊的。信中陈嘉庚与叶渊就4个方面的校务进行商讨，叶渊还在信中夹一便条做批注，其中第二句概括来函第四段的大意：“集校薪水未薄，望全校教职当以教育为念，勿争薪俸之厚薄。”这段信中，一向厚待教师的陈嘉庚首先就叶渊来信反映教员关于“薪水不厚，十年来未甚升加”“屡有言之”的抱怨提出反驳。说道：“弟久未有辩论。究竟同等之学校，何处薪水加厚？……近如厦门，远如福省，富如广州，贫如云贵，以普通言，谁者高于集校？”

紧接着又谈到“弟忆民九年往南通”的事，这里陈嘉庚提到“民（国）九年”“南通”和“张君”三个关键词。很明显，陈嘉庚在1920年和这位“张君”在南通会过面。这段信的后半段，陈嘉庚谈及其办学理念：“集美为义务学校，负有半义务之性质。在鄙意，义务之物质，弟个人血汗负担；义务之精神，教员应兼备。”他希望在当时全球经济危机、自己出资办学的最艰难时期，“全校教职能实践为期”，共渡难关。

根据上述三个关键词，笔者查阅《陈嘉庚年谱》和该时段国内报章对陈嘉庚行踪的记载，查证陈嘉庚确实于1920年10月到11月间在上海一带开展社会活动，这也是陈嘉庚和晚年的张謇最有可能会面的时期。要弄清陈嘉庚前往南通与张謇会面的情况，必须先把陈嘉庚当时前往上海的动机目的、其间活动脉络和相关言论梳理出来。

当时陈嘉庚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0年10月31日。《神州日报》10月30日发表消息《华侨巨商陈嘉庚将来沪》，文中援引“华侨联合会”消息：“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华侨巨商陈嘉庚，将于星期日31日乘绥阳轮抵埠，商办厦门大学手续，并假该会宴请黄炎培……”同日《时事新报》以《华侨联合会欢迎华侨巨商》报道同样内容的新闻。由此可见，陈嘉庚于10月31日到上海，目的是就厦门大学筹办事与黄炎培等“筹备员”开会商议。

陈嘉庚到上海是“有备而来”。当时“江苏省教育会”正在主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时任江苏省教育会正会长是张謇，副会长则是黄炎培（字任之）。陈嘉庚甫到上海，就得到评价其“毁家兴学”的黄炎培热情欢迎。《时事新报》10月31日刊发《全国教育会六次大会纪》，介绍30日下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第六次大会，出席者33人……晚间六时起，各区教育会代表到者五六十人，来宾如华侨巨商陈嘉庚等数十人”，宴会前还表演了文娱节目。《时事新报》11月2日刊发题为《各团体欢迎各省教育会代表记》的报道，同日《民国日报》以《各团体欢迎教育会代表》为题也作类似报道。

11月1日上午，黄炎培在自己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举办欢迎会并亲自向与会各省代表介绍“华侨大实业家、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君”“因规划厦门大学事来沪，乘便来校参观，本校特请陈先生赐教”。“因陈（记者笔误为张）先生有要务，变更顺序先行讲演”，陈嘉庚于是作了“决志创设厦门大学”“克偿爱国之素（夙）愿”为主题的演讲。

笔者查《上海海洋大学志》，见有记载“（1920年）十一月，陈嘉庚、王正廷、黄炎培、郭秉文、马玉山等来校参观开会欢迎”，其具体时间不详。根据《时事新报》所说陈嘉庚另有“要务”的情形推断，陈嘉庚很可能在演讲后去“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俗称“吴淞水产学校”）参观。因为当时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水产科”不久，正在多方觅聘师资。而1912年由张謇、黄炎培筹划，张镠筹建成立的吴淞水产学校是我国南方第一所水产学校，因其“鼎鼎有名”而让陈嘉庚十分羡慕，其自然把到该校参观看得比欢迎会更重要。11月2日的《民国日报》发表时评《欢迎陈家（嘉）庚先生》，说人们“见了破产兴学的人，如何不从心里发出欢呼声来”。

陈嘉庚沪上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筹办厦门大学。《时事新报》11月2日刊发《厦门大学筹备员会议记》，《神州日报》同日发表《厦门大学举定校长》，内容大致相同，介绍了1日晚间结束的厦大筹备员会议，决定厦大拟于次年3月开办和聘任邓萃英为校长。《时事新报》《民国日报》11月3日分别报道了2日上午举行的厦门大学第二次筹备会及会议决定。两次会议都由黄炎培主持，陈嘉庚以及同为筹备员、福建省教育会代表黄琬（字孟圭）均出席。《时事新报》还附录了全国教育联合会邀请陈嘉庚于3日下午四时到会所茶话的通函。《神州日报》则在3日发表《教育联合会之茶话会》，预告下午将开茶话会欢迎陈嘉庚的消息。随着厦大筹备会的结束，陈嘉庚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业已实现。

最关键的一份资料出现在11月5日。这天的《时报》发表两篇和陈嘉庚有关的消息。一是刊登全国教育会欢迎陈嘉庚摄影照片，陈嘉庚位居前排中间，推断应该是3日下午欢迎茶话会的合影。二是登载消息《陈嘉庚赴通考察实业》。全文为：“创办厦门大学及济（集）美学校之新加坡华侨闽省陈嘉庚君，自到沪后，连日与黄任之、郭秉文、余日章诸君，商酌厦门大学办法，已略有端倪。昨日偕黄、郭两博士，并请福建教育会代表黄孟圭君为通译，乘轮往南通州考察该地实业教育状况并晋谒张四先生，讨论振兴国内实业方针云。”

该消息并没有提到“张謇”。“张四先生”何许人也？查证张謇生平资料，缘知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共育有5个儿子，张謇排行第四；因其造福桑梓备受尊崇，当时家乡海门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四先生”或者“四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张四先生”即为张謇！陈嘉庚是1920年11月4日，在黄炎培、郭秉文的陪同下前往南通，由黄孟圭做闽南话和国语的翻译，和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的前辈张謇进行重要会面！

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到南通海门，横亘崇明岛，直线距离大约是100公里；按照当时客轮速度，航程至少需要5个小时。陈嘉庚和张謇的手，于1920年11月4日下午在张謇家中紧紧握在了一起。两人具体谈了什么？11月5日《时报》仅寥寥数语：“讨论振兴国内实业方针。”但新发掘的陈嘉庚书信记载更为详细，陈嘉庚写到张謇说起其举办南通学校的教师薪水情况：“师范生卒业任小校教员，薪俸由八元至十元起；至中师之教员，薪俸不上四五十元，然多为母校出身。”

解读的意思是：1920年张謇聘任科班出身的师范生担任小学教师，月薪是8~10银圆；中学教师月薪则为40~50元，且还是要留校任教的。但同时期陈嘉庚给集美学校教师的薪水是多少呢？1922年秋，28岁的钱穆辞去无锡小学的教职来到集美学校任高中和师范部国文教师。他回忆说在小学任职时的月薪只有24元，而集美的月薪是80元。可见陈嘉庚重视师资、厚待教师，难怪他在给叶渊的信中敢于理直气壮地反驳教师薪水“薄”的批评，说：“至于薪俸，若谓减过他处，除无诚意办学外，弟决否认之。”由是观之，陈嘉庚与张謇谈论了教育和实业方面的诸多内容。从陈嘉庚后来的言论和实践可以看出，这次历史性会面对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陈嘉庚在南通待了几天？笔者继续爬梳报章资料，梳理出他的后半段行程。《民国日报》11月11、12日分两期刊发《陈家（嘉）庚在南高之演辞》，记录11月8日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邀请并主持陈嘉庚到校演讲（黄孟圭翻译）的情形。陈嘉庚就自己的办学初心和教育理念发表看法。根据目前海门张謇故居到原南高校舍直线距离260公里测算，陈嘉庚应当是于5日离开海门，并且在不迟于7日通过水路上溯到南京。

11月6日的《神州日报》预告“寰球中国学生会”“特订于本月九日礼拜三下午”为陈嘉庚开欢迎会，“尚请陈演讲厦门大学筹备总之经过情形”。该会1921年的年鉴记录“11月9日开茶话会欢迎陈嘉庚君，正会长唐少川……均到会”佐证了预告的活动确有举办。

11月10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分别预告“今晚之青年演讲会”“青年会之智育演讲会”，谈到青年会邀请“偕同”陈嘉庚来申的候任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萃英）演讲，陈嘉庚是否与会，则未见报道。

《时事新报》11月11日发表了《全国学生会欢迎陈嘉庚先生记》，详细记载了10日“借座一品香”酒楼开欢迎宴会，陪宴者有黄任之、沈信卿、邓芝园、郭秉文、黄孟圭等人，陈嘉庚发表了“诚恳朴实，爱国家爱青年之情溢于言表”的演说。该报同版和同日《神州日报》又报道了10日中午“泉漳会馆欢迎陈嘉庚之餐叙会”消息，华侨代表李清泉等出席，陈嘉庚作内容为“勉同乡应分财力，做爱国爱乡事业”的长篇演讲。

陈嘉庚1920年冬天在上海及其附近的行程历时12天，顺利完成厦门大学的筹备工作，为次年4月6日的开校铺平道路；参访多所职业技术学校，为其日后发展集美学校水产职业教育打开了思路；在多场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救国的演讲，详细阐述了“希望各省教育界协力推行，庶几中国前途有望”的主张；特别是在11月4日亲自到南通拜会张謇，与之就国家实业和教育两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当年11月12日的《北京益世报》一位叫陈其鹿的青年学生发表《游美随笔》，谈到自己获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当时同样捐资办学的实业家简照南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他说到临行前夜，“黄任之、陆规亮……欢送”，谈道：“输款助学者，中国不多观。陈家（嘉）庚与简公（即简照南）独开此例，海内实业家闻风而起，则将来中国富强之机，即在于此。”上海的《时事新报》则在陈嘉庚返厦后的11月19日发表《时评二：兴学》，说：“陈嘉庚之创厦门大学，国家实利赖之，而尤希望闻风兴起之大有人在也。”（集美大学 廖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