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家庭： 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倾资兴学 百折不挠

伯公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肤之痛，处处都想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以报效祖国。

辛亥革命后，伯公备受鼓舞，决定回国兴办学校。他创建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水产、商科、农林部、国学部等在内，拥有完整教育体系的集美学校。

20世纪30年代的集美学校，被誉为“闽南教育之中心”“东南文化之中枢”。伯公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则是当时全国院系最齐全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南方之强”。

伯公捐资助学并非简单做慈善，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教育上。为了招收更多学生，他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甚至师范生和水产航海的学生“学膳宿费用全免”，如此优待学生，反映了伯公以教育救国的初心。

长期独力承担沉重的校费，伯公经济压力一直很大。特别是在1929年，伯公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收益持续下滑，累计负债达400万元。当时有人劝他停止校费，伯公回答：“余不忍放弃义务”，表达了“毅力维持”两校的决心。

1931年，伯公为了筹措校费，甚至卖掉了原本为孩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据不完全统计，伯公一生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办学时间之长、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影响极为深远。

在他爱国兴学精神的带动下，华人、华侨热心兴学、兴办公益蔚然成风，现在各地由华人华侨出资兴办的学校比比皆是。

领导华侨 抗日救亡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伯公领导华侨社会为山东灾民募集赈济款117.4万元，并带领广大侨胞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这是南洋侨胞第一次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伯公作为“华侨旗帜”的最早表现之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伯公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组建筹赈总机关的重责。

1938年10月10日，代表当时南洋800万侨胞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伯公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

伯公之所以成为华侨领袖，最初显然和他拥有巨额财富、诚信商业信誉及倾资兴学有关系。但随着他离开商界、财富丧失，他的政治威望反而更加提高，反映出他献身国事的精神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在伯公精心筹划组织下，南侨总会在3年多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39年，伯公还应国民政府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祖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抗战期间，伯公不仅领导“南侨总”从经济层面上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更是给予祖国抗战有力的支持。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与日本和平妥协的卖国言论。伯公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伯公从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获得会议通过，这个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关于“电报提案”内容存在多个文本，伯公后来为福建新闻社手书的版本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