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汹涌，两岸出版业如何踏浪同行？

专业出版短板待补

“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各地出版人要解决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怎样维持并进一步推动阅读风气？”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李家驹认为，两个年龄段的读者是推动阅读的关键：一个是低幼阶段，一个是大学生阶段。

事实上，低幼阶段的儿童读物正在呈现逆势增长的势头，成为数字化挤压中屹立不倒的黑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童书出版市场，但是童书在总体大众消费类出版市场中占比仅有22%。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都在36%左右，这说明，中国童书出版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

“南门书局只有20多位员工，一年可以做1.5亿多元新台币的营业额，其中主要是童书销售。”张国文表示，在市场的追捧下，他也把目光投向大陆，希望能够拿到更好的儿童读物版权。

而大陆的儿童阅读市场，更是连续多年逆势上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杨佃青是海图会的常客，“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两岸儿童读物版权交易方面渐趋平衡，大陆不再是单纯引进台湾版权，也开始把优质内容的版权输出到台湾市场”。

学前教育阶段的童书出版如火如荼，但是，处于教育链后端的专业出版，则体现出全然不同的光景。

“我们现在是出版大国，但还不是出版强国。”邬书林表示，所谓出版强国，就是出版必须要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但是在专业出版领域，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悬殊。

“数千种顶尖学术期刊，亚洲几乎一本都没有。这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专业论文生产国，几乎所有的重要论文都是在国外发表。”邬书林表示，专业出版的羸弱，必然导致“经济上吃亏，政治上不利，创新能力上失语”，还会危及学术和知识产权安全。

“再不做专业出版，我们就辜负了这个时代！”邬书林呼吁，两岸出版人必须要重新重视专业出版的价值，与科学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同振兴全国乃至亚洲的专业出版，做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应有的贡献。

深度整合共创未来

出版和阅读形式的嬗变，击碎了出版业曾经完整严密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产业模式的变革，还是细分领域的消长，都将问题导向出版业的核心本质——内容。因此，同文同种的两岸出版界，也共同面临和承担着做大做强华文出版业、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历史命题。

叶君超表示，两岸出版业完全有条件、有必要把合作步伐往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两岸同业对双方市场的深入理解，比以前单纯的版权合作更重要。因为两岸的读者有些需求、习惯是不一样的，在选题阶段，两岸出版业者就可以开展交流，在产品输出形式等方面给出更多选择空间。”

汉珍数位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立30余年，致力于搜集整理民国早期和台湾本土的档案资料。2000年以来，该公司成立数字化编辑部，采用信息化技术对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收录，建立多个大型数据资料库。该公司大中华区执行总监刘毓欣已经连续多年参加海图会，她表示，公司凭借巨量的档案资源，已经与多间高校建立合作订购关系，也代理上海图书馆等研究机构数字库在台销售，“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打通两岸的数据化档案市场，进一步推动档案资料的共通共享”。

作为海图会东道主厦门外图集团的代表，申显杨提出了“两岸出版融合2.0”的概念，他以厦门外图集团的发展历程现身说法，阐述了两岸出版业开展进出口业务融合、活动平台融合、资本融合的必要性。

“未来，两岸出版业可以考虑共同策划、举办大型出版会展活动，拓展中国出版业在海外的版权市场，乃至合资组建海外综合功能的出版型实体，例如开设书店、成立出版社以及架设综合平台。”申显杨表示，两岸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都有传播中华文化的强烈意愿，出版业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完全可以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