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一群六旬老人“操盘”基金会 发放上亿元奖助6万师生

不“丢”钱

捐赠人的钱一分不少还实现保值增值

虽然是民间组织，但市教育基金会的“出身”并不一般——从一开始，市政府选派一些离退休的市级老领导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几任理事长分别是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张可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亨浩、王榕，现任的理事长是市政协原副主席潘世建；市教育局负责派人主持日常事务，市教育局老领导李永裕、黄守忠、张亚梅先后出任常务副理事长。

30年来，市教育基金会基本上就是由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60岁的人操持、运作——他们首先要募集资金，再通过财务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最后奖助师生。

这里还有个背景:30年来，其他地市的很多这类基金会，有的发展缓慢，有的血本无归。但是，厦门市教育基金会非但没有“丢”过捐赠人一分钱，还通过财务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有人称之为“理财高手”。

市教育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张亚梅说，我们其实对经济一窍不通，靠的是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家基金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投资的不同金额的理财产品，要经过不同程序批准。他们还成立理财小组，聘请厦门各大金融机构的理财专家参与，确保资金安全和有效管理。

很“省”钱

基金会以“抠门”著称运行花费低于3%

往回看，30年来没有“丢”过一分钱，不仅是理财手段高超，这家基金会还以“抠门”著称。

按照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日常的办公费和其他行政性费用可以达到当年总支出的10%，但过去五年，厦门市教育基金会的这一比例最低为1.02%，最高为2.5%，都控制在3%以下。

这是靠一笔一笔省下来的。不少受捐助者第一次到位于湖滨南路的基金大厦，都大呼意外:虽然名为“基金大厦”，但基金会只“蜗居”在半层楼的几间办公室，其他属于基金会的楼层都被出租，租金用来奖助师生。

他们连电话费都要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金会吵得不行——只要有一个电话打进去，办公室所有的电话响成一片。原来，早前电话是按部收月租的，基金会只舍得安装一部电话，再通过内部布线连接到每个办公室。

有时，“抠门”都不够。基金会刚创办时，创始人张可同、李永裕一度要挤公共汽车去游说老板募捐。曾任厦门市教委主任的李永裕还把捐款的华侨请到自己家中，做他们“记忆中的”加力鱼煮面线。

那些当过市领导的理事长离退休后到了基金会，意味着他们要到处求人“化缘”，甚至要学会新的说话方式。

不久前，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金水撰文道出其中缘由。他认为，这一切源于“善心”！他说，他们深知:权力是一时的，钱物是身外的，做人才是长远的。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张亚梅的一席话能代表大家的心声。她说，每当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贫困孩子，因为我们的帮助而顺利进了大学，就感受到工作的全部意义。助学会上，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和晶莹的泪花，不知不觉就有一种使命感——你是在为贫困的孩子做事，你的工作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会“花”钱

资助审核严格把关

从未被投诉

市教育基金会还创造一项30年纪录:零投诉，即没有人投诉它颁发的奖助学金不公平。

这家基金会目前拥有专项资金、专项基金111个，即捐款人委托它来管钱。只要是教育基金会提供名单，不少捐款人就直接拨款，他们相信基金会提供的每一位资助的贫困学生，都经过了认真审核把关。

张亚梅介绍说，确定每一位资助对象要经过四道程序:第一，找学校了解学生；第二，找民政部门和乡镇街道看档案；第三，由基金会工作人员组织志愿者实地调查；最后，公示七天，让群众监督。

调查的认真程度出人意料。今年，厦门一位贫困大学新生因使用苹果手机，差点无法获得资助——志愿者入户调查时，一眼就看到孩子用的是苹果手机。后来经过核实，原来手机是他亲戚送的，资助才得以继续。

潘世建也是上门调查的“志愿者”之一。有时，他是撑着雨伞完成入户调查的——外面下着大雨，申请资助的孩子的家里也下着小雨。

某种程度上，潘世建并不是完全为了“摸家底”。他有句口头禅:捐资助学绝不仅仅是给钱就了事，还要“用心”“用情”。这几年，他都会带着捐助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爱心人士，到受资助的大学新生家里走访慰问。

去年，翔安的小黄同学是他们走访的对象之一。黄同学从小脊柱呈S侧弯，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当众人告别时，小黄以为家访只是例行公事。不料，一周后，潘世建已经帮小黄联系好医院，要为他治疗脊柱问题。

每次家访后，市教育基金会还专门召开会议，希望企业家们能和大学生“一对一”结对，男企业家对接男学生，女企业家对接女学生。这并不只是金钱上的资助，更多的是心灵帮扶。

潘世建说，他知道，不少家境贫困的孩子虽然表面是笑着，但内心还是有些自卑，他希望通过“一对一”来帮助这些孩子向外界敞开胸怀，最终找到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