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工商局原局长王和平违纪案例剖析

退休前后还在四处捞好处

在王和平快退休时想让王和平发挥“余热”的还有多名广告企业主。2012年初，王和平有一次和陈某德及广告企业主苏某、陈某盛等4人在某酒店吃饭。“王和平提出退休了没车用，想买一辆奥迪A6。”几名广告企业主提议，大家一人出20万元给王和平买车，直接将钱转到陈某德的传媒公司，由陈某德具体操办。2012年8月，陈某德告诉王和平，苏某和陈某盛的40万元已经到账，王和平回复“你取40万给我就好了，他们比较抠，让他们出点钱”。

为了捞钱，快退休的王和平已经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2012年左右，王和平参观完曾通过他承接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的陈某达等人开发的某别墅项目后，希望陈某达能折价销售别墅。陈某达找其他股东商量后觉得不合适，向王和平回话说:“别墅如果优惠太多对不起其他股东，优惠太少又对不起你，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关系不错，人多嘴杂对你也不好。”委婉拒绝王和平的同时，陈某达表示会送给王和平50万元作为补偿，让王和平去别处买房子。听完陈某达的解释后，王和平高兴地说:“还是你考虑事情周到。”几天后，陈某达将50万元装在两个蓝色袋子中送给王和平。2013年，王和平已经退休，但还以赞助红盾高尔夫球协会的名义，让陈某达和林某赞助协会十余万元。其实，该协会已经解散，所谓的“赞助费”自然进了王和平的私人腰包。

“尽管王和平退休了，但在行业内的影响尚在，而这种影响正是企业主们仍需要或仍敬畏的。”一位办案人员说。

“为什么在退休前后还更加疯狂了？”面对提问，铁窗里的王和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原以为快退休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会这么大。”

已经67岁且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王和平现在最惦记年幼的外孙。提起孩子，他忍不住抽出一直抚摸着心脏的那只手，盖在已经湿润的双眼上揉搓，心情平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外孙了。”这个心结将伴随着他，度过漫长而冰冷的铁窗生涯。

【短评】

细化制度规定 监督“一把手”

细细分析包括王和平贪腐案在内的“一把手”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这些“一把手”位高权重，并不需要自己事事亲力亲为，而只要向下属打个招呼，很多事便水到渠成。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行贿人只需打通“一把手”这个关口，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行贿成本大大降低。

“一把手”打招呼缘何能够轻易办成事？

刚性制度的缺失是重要原因。王和平在自述材料中说，厦门市工商局长期以来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其他领导各管一块，但哪些重大事项该上党组会或局务会讨论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本该集体讨论的事项个人就能决定，造成个人权力过大还不受约束。一位办理厦门市工商系统系列案件的办案人员分析说:“工商系统不少人都因为广告审批出事，由于当时广告审批制度缺乏刚性的规定，导致涉案人员操作空间较大。”这位办案人员说，涉案的工商系统干部在落实具体的广告制度时，没有制定和宣传相应的细则，而是依据大而空的“文件精神”来指导广告商，由于标准不够统一和透明，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参照样本，手握审批权的涉案人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随意否定相关申请或提出一些费时费力的修改意见。也正是因为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王和平等涉案的工商局领导才能轻易给广告处的处长、副处长打招呼，帮助广告商完成请托而没有顾忌。

制度被权力绑架是另一原因。一些“一把手”能力强、威信高，久而久之将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权力不断强化之后，即使是很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对“一把手”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可都选择了沉默，放弃了监督权。就如原厦门市工商局广告处副处长冯某生提到王和平时所说:“随着他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对他的监督基本无法落实，他的问题局党组成员都是知道的，但在开民主生活会时没有人敢提。”集体沉默让严肃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成了谈笑风生的“拉呱”会，让本可以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解决的“第一形态”问题被掩盖、拖延、放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普遍性的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当前，监督“一把手”仍需细化制度规定，强抓制度落实，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将各项工作流程公开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畅通举报渠道；要强化执纪问责，及时通报典型案件，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让“一把手”不敢打招呼、不能打招呼、不想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