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减税方案出来后，各种舆论沸沸扬扬。
减税还是加税，首先看是出于什么样的经济周期。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是“大放水”的背景下减税，是不是直接会变成下一个津巴布韦？
从长期上看，美国自08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经济得以复苏，但资本外流的状况也很严重，直接导致实业尤其是制造业份额下滑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资本回归和财政赤字这两个目标，一次只能实现一个（蒙代尔的三元悖论）。那么当经济企稳后，更需要的是资本的回流来促进繁荣。要促进资本回流，那么“加息缩表+减税”，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能否取得最终成功呢？关键数据有两个：一个财政是否能够平衡，另一个是就业率是否达到预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元是主流货币，所以美国的财政不平衡也没关系。是的，固然就没平衡过，在宽松背景下不平衡没关系，但也无法在缩表背景下继续扩大赤字，至少要控制赤字规模。
政府的政策需要财政预算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的预算是否能通过是一个关键点。在美国，总统的财政预算能否通过，除了党团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率。而政府的支持率直接决定于就业率。
综上所述：减税+加息缩表如果能促进资本回流，就能制造新的就业机会；新增就业达到施政承诺就能提高支持率；支持率上升则更容易获得预算支持，从而平衡减税的财政收入水平下降，直到经济发展新增税收取得再平衡。就目前看，美国就业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否能长久保持低失业率，还有待时间检验。
美国政府希望资本回流和工作机会，那中国呢？任何国家要经济发展，要的都是资本和工作机会，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发展的三个大机遇，第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内部资本盘活，第二个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后的东亚-东南亚再分工，第三就是08年后量化宽松政策。这十年，中国的GDP总量迅速发展到世界第二。那么，现在美国要开始减税了，也就意味着出口型的粗放经济增长结束。在美国的逆全球化的过程，如何早圈出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则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跟在美国后面的英国。
但是我们好一些，“一带一路”三年前就开始实行了。或许有人会认为在国外投资不靠谱，但看国内的共享单车，“烧起钱来”也不含糊。要取得成功自然是需要承受附带的损失，我们固然希望附带损失少，但却不能因为有附带损失就不支持。于外，则是打开“生存空间”的“一带一路”，用人民币向外投资。于内，今年发改委主导环保部配合，实行钢铁、煤炭、天然气等供给侧改革。
那么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什么呢？个人觉得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机会的竞争。这里就有人会问：部分企业停产、甚至倒闭不是减少工作机会吗？何来增加？
我们知道，一个技术进步固然会消灭一些工作岗位甚至是行业，但必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尤其在工业生产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低端产业最后必然是被关的。早点主动关，还可以使社会资源集中到可以制造新就业机会的新兴产业上来。所以，在这种技术进步为驱动的就业再分配浪潮中，我们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去掉低端产能，为新产业腾出空间。那么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周期趋势变化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生存空间巩固的工作（“一带一路”）再次自我革命的准备工作（国企改革+产能升级）。
回到开始的那句话：减税的关键是平衡。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对慢，所以结算地位远不如美元，故而平衡更重要。我们的税改推进一步都很艰难，第一道“坎”在分税制。所以，要税改推进，先要调整分税制；要调整分税制，先搞定房地产。我们能看到，这两年除了钢铁煤炭，供给侧最成功的就是房地产，现在四线城市的库存都去得差不多了，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就是居民杠杆扩大效果明显。因此，目前的地产政策可以概括为，去掉信贷杠杆，用土地供应和户籍捆绑（限购）到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再慢慢放开，同时，加强租赁和公租房推进，解决买不起的居住需求。那么，信贷投放就可以指向实体，尤其是核心产业政策。如果有心的不难感受到，今年各级政府主导产业基金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比如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主导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经近7000亿。从信贷上看更加直接，央行“定向降准”后将是全面“加息”，用产业发展机会吸引资本流入。新产业发展起来，旧产业迁出，本身也在创造工作机会。至于中国的减税，必然是根据国情、逐步细分进行的，会向国家需要的产业行业倾斜。整体的减税窗口，至少也要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才能进行。
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能与国休戚，荣辱与共。我们不是在经历一个时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时代。（作者 唐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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