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减税方案出来后,各种舆论沸沸扬扬。
减税还是加税,首先看是出于什么样的经济周期。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是“大放水”的背景下减税,是不是直接会变成下一个津巴布韦?
从长期上看,美国自08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经济得以复苏,但资本外流的状况也很严重,直接导致实业尤其是制造业份额下滑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资本回归和财政赤字这两个目标,一次只能实现一个(蒙代尔的三元悖论)。那么当经济企稳后,更需要的是资本的回流来促进繁荣。要促进资本回流,那么“加息缩表+减税”,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能否取得最终成功呢?关键数据有两个:一个财政是否能够平衡,另一个是就业率是否达到预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元是主流货币,所以美国的财政不平衡也没关系。是的,固然就没平衡过,在宽松背景下不平衡没关系,但也无法在缩表背景下继续扩大赤字,至少要控制赤字规模。
政府的政策需要财政预算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的预算是否能通过是一个关键点。在美国,总统的财政预算能否通过,除了党团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率。而政府的支持率直接决定于就业率。
综上所述:减税+加息缩表如果能促进资本回流,就能制造新的就业机会;新增就业达到施政承诺就能提高支持率;支持率上升则更容易获得预算支持,从而平衡减税的财政收入水平下降,直到经济发展新增税收取得再平衡。就目前看,美国就业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否能长久保持低失业率,还有待时间检验。
美国政府希望资本回流和工作机会,那中国呢?任何国家要经济发展,要的都是资本和工作机会,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发展的三个大机遇,第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内部资本盘活,第二个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后的东亚-东南亚再分工,第三就是08年后量化宽松政策。这十年,中国的GDP总量迅速发展到世界第二。那么,现在美国要开始减税了,也就意味着出口型的粗放经济增长结束。在美国的逆全球化的过程,如何早圈出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则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跟在美国后面的英国。
但是我们好一些,“一带一路”三年前就开始实行了。或许有人会认为在国外投资不靠谱,但看国内的共享单车,“烧起钱来”也不含糊。要取得成功自然是需要承受附带的损失,我们固然希望附带损失少,但却不能因为有附带损失就不支持。于外,则是打开“生存空间”的“一带一路”,用人民币向外投资。于内,今年发改委主导环保部配合,实行钢铁、煤炭、天然气等供给侧改革。
那么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什么呢?个人觉得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机会的竞争。这里就有人会问:部分企业停产、甚至倒闭不是减少工作机会吗?何来增加?
我们知道,一个技术进步固然会消灭一些工作岗位甚至是行业,但必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尤其在工业生产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低端产业最后必然是被关的。早点主动关,还可以使社会资源集中到可以制造新就业机会的新兴产业上来。所以,在这种技术进步为驱动的就业再分配浪潮中,我们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去掉低端产能,为新产业腾出空间。那么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周期趋势变化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生存空间巩固的工作(“一带一路”)再次自我革命的准备工作(国企改革+产能升级)。
回到开始的那句话:减税的关键是平衡。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对慢,所以结算地位远不如美元,故而平衡更重要。我们的税改推进一步都很艰难,第一道“坎”在分税制。所以,要税改推进,先要调整分税制;要调整分税制,先搞定房地产。我们能看到,这两年除了钢铁煤炭,供给侧最成功的就是房地产,现在四线城市的库存都去得差不多了,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就是居民杠杆扩大效果明显。因此,目前的地产政策可以概括为,去掉信贷杠杆,用土地供应和户籍捆绑(限购)到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再慢慢放开,同时,加强租赁和公租房推进,解决买不起的居住需求。那么,信贷投放就可以指向实体,尤其是核心产业政策。如果有心的不难感受到,今年各级政府主导产业基金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比如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主导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经近7000亿。从信贷上看更加直接,央行“定向降准”后将是全面“加息”,用产业发展机会吸引资本流入。新产业发展起来,旧产业迁出,本身也在创造工作机会。至于中国的减税,必然是根据国情、逐步细分进行的,会向国家需要的产业行业倾斜。整体的减税窗口,至少也要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才能进行。
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能与国休戚,荣辱与共。我们不是在经历一个时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时代。(作者 唐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