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提出保障房“先租后售”模式

企业家：“先租后售”或可解决招工难

范松在湖里大道开一家做出口贸易的工厂，订单多是来自意大利、美国的包包，每年业务量上千万元。

但是，最近几年，每到年终的招工难，让他有苦难言，再加上汇率、材料等成本的变化，让原来“躺在家里都能赚钱”的外贸公司，变得颇为吃力。在范松看来，如果能解决用工问题，外贸公司依然大有可为。“先租后售的模式，对于流动性很大的一线工人，确实很有诱惑力。”范松说，每到农历新年前后一两个月，工厂都非常难过，因为工人在厦门没有“家”，老婆孩子没法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很多工人提前一个月就要回老家，即便加工资都不愿意留下来。如果有了先租后售，不管是为了得到这套房子的“租金压力”，还是有房子的“傲娇心情”，都会让他们愿意留下来，而这样一来，“招工难”自然也就解决了。

范松说，纵观现代制造业，“工厂在哪，工人到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多时候是“工人在哪，工厂到哪”，这也就是说，留住工人是保住地方制造业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当然，他也认为，“先租后售”机制要良性运转，灵活的转让机制必不可少。其实，如果让租金成为类似公积金的形式，“租基金”跟着个人走，在不同的保障房区域、符合条件的个人间，允许“租基金”等额流动，这样，“租基金”的流动就实现了人的转让、退出。当然，为了防止保障房被借机商品化，扣除转让费用、第三方平台安排转让、房屋折旧补偿等配套措施也需要考虑进来。

商会秘书长：“先租后售”能缩小贫富差距

陈先生是厦门一家商会的秘书长，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协会从100多名会员发展到400多名会员，经济大潮的力量让他感叹的同时，也让他为那些从零开始的会员颇为担心。“很多人说，买房是最快的致富途径，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但不否认，有没有一套房子，极大地影响着厦门人的幸福指数。”陈先生说，如果申请保障房的人，能最终拥有这套房子，事实上是政府帮他们实现了“无产”到“有产”的转变。

而这，正是“先租后售”的初衷之一——“先租后售”的受益者，最后也在城市里有了固定资产，期权解除后，同样可上市交易，相比原本只能租房、无砖无瓦的新厦门人，是大大地富裕起来，实现从无产到中产的逆袭。

陈先生说，保障房可以像微型银行那样，一个人在其劳动力价值最高的生命周期里获得不动产，就可以将其劳动“储存”起来，当劳动力市场价值耗尽，不动产的价值达到峰值。通过反抵押的方式，将其“储存”在住宅里的价值提取出来，这从长远来看，不仅可以缩小现有社会因房产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当然，陈先生认为，要达到上述“美好愿望”，需要保障房有相当的供给量，如果只是极少数的供应，那基本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作用。如果保障房能覆盖市场30%甚至更多的“刚需”，它的效果会非常明显。

技术工人为了有房愿多交租金

在灌口一家大型制造企业车间上班的周康，刚过了35周岁的生日，对这个来厦已8年的山东汉子来说，工作、家人都很如意，唯一的遗憾是，在厦门依然为“租房族”。“我看到你们报道的‘先租后售’新模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如果这个政策能够落实，哪怕支付比市场价高的租金，我也愿意。”周康说，因为错过了一次买房的契机，结果再也没赶上成为“厦门人”的班车，眼瞅着房价越来越高，他除了自我安慰外，只有无能为力。

20多岁时，周康随着老乡来厦打工，其他人都受不了车间的潮热和枯燥，唯独他对机器情有独钟，对着机器8年了，如今他是生产线的工组长，可依然租房。

周康说，来厦多年，他早已把自己当成厦门的一部分，在厦门结识了终身伴侣，有了“小天使”，如果有“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他甚至愿意多付租金。

“反正你现在支付的租金，以后都会变成房款的一部分，那还不如现在多付点，还能省一点利息钱。”周康认为，“先租后售”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让像他一样的技术工人有了盼头，让他们更愿意死心塌地为厦门经济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