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精” 如何看待厦门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厦门，一座美丽温馨的城市，一座值得作为家的城市。从1991年到2001年,我在这座城市学习、生活了整整十年，之后到美国、香港游历十几年，却一直难以割舍这一方美丽的土地。

2015年我决定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工作，在重新参加同学中秋聚会的时候，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包括好多外省的同学)一直以厦门为家;同时，身边的同事来自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地方，他们觉得厦门自然环境宜人宜居、人文环境开放包容，愿意以厦门为家。

让我留意的还有，与那盛开的凤凰花一样，“美丽厦门”的标语随处可见，建设“美丽厦门”的行动如火如荼。毋庸置疑，美丽是厦门的比较优势，但美丽厦门的内涵却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观察厦门看硬实力也要看软实力

美国哈佛大学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并明确指出其分析框架完全适用于对地区、州和城市等级别的分析,他说：“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

而我则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一国的竞争力不可能由其国土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来决定，因为这些因素与生产率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

正是从波特开始，竞争力理论进入了系统化研究时期,也涌现了一批城市竞争力理论。大多数理论都侧重经济结构因素，即城市地理、基础设施、产业企业和矿产资源等硬实力，这些因素对城市的影响显而易见，也易于量化和测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生态、文化、教育、规划等因素日益成为解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核心因素，软实力在城市的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城市竞争力理论及其最新进展来审视美丽厦门，它强调的不仅是城市的硬实力，而且将软实力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首先，那种把美丽厦门简单等同于旅游胜地、或者认为厦门只发展旅游业而没有实体经济的观点都有失偏颇。

自1981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工业化一直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2015年工业占厦门GDP的37%，列各行业之首，近年来，产业的转型升级被列为美丽厦门行动计划之首，面对经济新常态率先调结构，经济发展顶住下行压力，已经迈过了转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

同时，厦门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这不是把各类规划简单得叠加在一张图上，而是遵循生态城市建设理论，并将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社会转型相结合，确实提升城市竞争力。厦门开放、包容的美好气质使市民和外来人才愿意来、居得住，成为厦门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小而精”的厦门经济转型快

东南沿海重要港口，紧临亚洲四小龙之一，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之一……这些光环可以同时形容深圳和厦门。

然而，与火箭般上升的深圳经济相比，厦门的经济增长如同这座城市的性格，温文尔雅，不紧不慢。究其原因，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了厦门过去的发展空间，如厦门岛三面环山，可供开发土地不足，与内陆交通不便，腹地辐射狭窄，地理劣势和台海局势使得厦门很难获得大型国企和国家主导项目的青睐，等等。于是，厦门走了一条精细化发展之路。

2014年厦门GDP只有深圳的20%，但是城市单位面积的GDP是深圳的70%，其中工业“小而精”，去产能负担小，结构调整快，形成了以电子设备和高端装备制造为主的工业体系。2015年，厦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到65.9%，高耗能行业的份额进一步缩小，工业经济转型发展进程取得明显成效，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8.1%和7.9%，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437吨标准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同时，厦门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例由1981年的26.5: 51.6:21.9调整至2015年的0.7：43.5：55.8，产业结构高级化推进，第三产业占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已超过第二产业。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各个子行业占比均衡，在商务部对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的复评中名列全国第一。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航运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链都即将突破千亿，加速二、三产业融合、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而一直以来作为厦门名片的旅游业也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服务业，可以发挥“旅游+”的强大渗透力，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培育或延伸产业链条，例如，伴随着中国私人财富持续快速增长,离岸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强劲，厦门可以利用其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两岸三地紧密合作的区位优势积极探索“金融旅游”，即以跨境投资和财富管理为主题的新型旅游服务，升级转型厦门现有的金融业和旅游业，打造厦门的新品牌、新名片。

“十三五”期间，厦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不求快求大，聚焦发展电子信息、旅游文化、现代物流等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海洋高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十余条千亿产业链，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全面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厦门市第一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向好，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正逐步显现。

厦门的宏观税负处于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合理区间

厦门的宏观税负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最近有文章称，以财政总收入占当年度GDP的比值来衡量，2015年厦门的宏观税负高达29%,制约了其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因为宏观税负是一个综合指标，它的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对影响其变动的因素进行深人剖析，了解各因素对宏观税负的作用原理。

首先是经济因素，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经济运行质量等。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个地区的三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对宏观税负有较大影响。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不直接提供税收，如前所述，厦门的第一产业比重很小，第二、三产业比重很大，因而宏观税负会相对比较高，。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产品附加值低，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产品附加值高;粗加工的企业产品增值率低，深加工的企业产品增值率高;厦门的产业布局中高科技含量、深加工的企业较多，并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具备集群优势，因而宏观税负相对较高。从经济运行质量来看，如果一个地区整体企业的增值能力和实现利润水平都处于上升趋势，说明经济运行质量良好，宏观税负也会走高，厦门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厦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是政策因素，包括税制、税率对不同规模、所有制和特殊行业企业的影响等。厦门的规模企业较多，这些企业大多都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征税(17%)，而小规模纳税人(6%)在经济中的份额相对较小，同时厦门的产业以国企和外资为主这两类企业的纳税都比较规范，所以厦门的税收情况比较理想，单位GDP的纳税额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其中，纳税额最大的是厦门卷烟厂，其在2015年纳税额达75亿，占厦门国税和地税总收入的1.3%,是第二纳税大户的近5倍。第三是核算因素，如地区间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核算范围不对称，与福建省的其它城市比，厦门总部经济、楼宇经济较多，能够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但大多产值不统计在厦门。最后还有征管因素，厦门在重点税源监控、纳税评估、发票改革、信息管税、房地产评估技术应用、所得税管理、涉外税收管理等多项工作的改革中都走在全省前列，据估算，税收征管因素对厦门财政占GDP比重的影响可能达4-5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上述分析，厦门的宏观税负处于一个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合理区间，它并没有影响到厦门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宏观税负不是越低越好，考察其是否合理，关键要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若宏观税负降到1%，政府啥也不干，恐怕也没人愿意来发展产业。就厦门的情况来看，2015年地方性财政收入606亿，而财政支出达652亿，公共服务水平高，有利于产业发展，把厦门打造成为区域中心，释放更大发展潜力。当然，厦门的宏观税负尚有减免的空间，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今年5月1日，厦门营改增全面启动，除了生活服务业，还有建筑、房地产、金融行业，同时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增的不动产所含增值税都将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除了税收之外，企业还要承担员工的五险一金和涉企收费等成本，这也是高税负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厦门市积极开展“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一是开展“地毯式”清查，目前已基本形成涉企收费台帐，二是完善企业调研及问题反馈机制，三是滚动出台政策，在去年已出台实施20项降成本措施的基础上，今年3月推出第一批6项措施，两次合计每年可为企业减负约40亿元。经过两轮降费，厦门市目前社保的费率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比较低的，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12%是全国最低。企业社保费率32.47%(单位缴费比例21.97%)，大大低于全国平均40%的水平(单位缴费比例29.5%)，对比上海、深圳、宁波等地区，也都是比较低的。据了解，厦门市近期还将出台第二批五个方面的政策，预计再减负14亿。

国家“多规合一”试点推动厦门发展与生态相和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发展和建设中积累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有些已经严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说上一程的城市化是比谁的城市摊得大，那么下一程就要比谁的城市生态、生活、生产更加协调发展。联合国MAB计划(人合生物圈计划)最早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并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即“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

在这方面，厦门绝对是一个标杆城市，多次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十大低碳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诸多荣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大山海城市。据最新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厦门名列2015年中国宜居城市的第二名。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

厦门市把这项工作作为推动厦门转型发展、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成为全国“多规合一”28个试点市区县、也是试点城市中唯一的大城市，经过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了上文所说城市竞争力理论中规划对城市发展软实力的重要作用，“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造就了生态、生活、生产相结合的规划红利，为厦门带来了综合性、集约型、高效性的创新收益。

“多规合一”实施两年多来，厦门市盘活了55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存量，为下一步200个基础设施项目、180个民生项目落地提供了保障，而且以信息化手段搭建来综合管理的平台，显著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快产业链垂直整合。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在城市化水平50%-70%的时期进展顺利，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将会助推技术赶超、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反之，城市化的负外部性将会抑制产业转型，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脱节，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城市化推进的关键节点，厦门市“多规合一”改革将城市转型、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确实提升城市竞争力，为城市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厦门名列2014年中国可持续竞争力十强城市，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第五。2015年4月10日，国家住建部在厦门召开全国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现场会，总结和推广厦门市的经验。

同时，厦门市积极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其实质是美好环境和和谐社会共同缔造，其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由政府决策变成公共决策，以社区为基本治理单位发动群众发展共建。据统计，居民群众对“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知晓率、参与率高达90%以上，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全市民生和社会事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成以上,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程度居全国第三。 2015年7月27日，民政部在厦门召开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工作会议，“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模式得到高度肯定。

开放、包容是厦门发展的软实力

作为一个城市，厦门一直以来都有移民加入，以前主要是在海外打拼的华侨，1862-1970年从厦门流入的侨汇占全国的15.4%,可以说开放、包容是厦门与生俱来的基因。

1980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成为大陆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城市之一，开放的体制、机制优势吸引了各路文化、科技、商贾精英，净流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以上，厦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独步东部沿海，甚至超过了上海和杭州等经济和人口重镇。

2010年，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岛内外，现在的大厦门，常住人口中有一半是新移民，无论是洋博士还是打工仔，他们都在为厦门做贡献，都深谙厦门小吃(如沙茶面、土笋冻)和中秋博饼的真谛，慢慢变成了厦门人。

联合国人居署在《世界城市报告》中提出了“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ies)”的概念，强调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域和背景人群的接纳程度，强调城市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未来一个阶段，随着城市移民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水平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资源的广覆盖与均衡配置，将成为“包容性城市”社会平衡发展的基础性保证，这对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具有开放、包容传统的厦门无疑具有竞争优势。

厦门市率先在全国建立城乡一体、内外一致的“全民社保”、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城镇化思路，不断提升开放、包容的城市竞争力。厦门市已基本建成“全民社保城市”，实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应保尽保”，创造了全国社保的“厦门模式”。

目前，厦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中，小学有55.5%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有52.3%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住房方面，厦门已初步建立有保障性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组成的“广覆盖、分层次”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出台了全国首部有关住房保障的地方性法规和30多个配套文件，成为全国蓝本，不断满足城乡居民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逐步实现住有所居。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二线城市的厦门，房价直追深圳、上海、北京，位居全国第四，这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厦门的高房价呢?首先，房价上升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转型时期具有其现实基础，其升值主要来源于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前所述，厦门市是一个值得作为家的城市，其城市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在福建省各市中是最好的，其宜居、开放、包容的特质在全国也颇负盛名，因此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旺盛的需求之下，价格自然不断走高;但是，过高的房价又超出其基本面(如人口流入、城市公共服务好等)，在全国流动性过剩又缺乏投资渠道的大背景下，厦门很难独善其身;而且，厦门这几年的住宅土地供应一直偏紧，也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尽管厦门的高房价有种种客观的原因，但如果房价脱离基本面不断上升，就会影响到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利于人才的流入和产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房地产是一个比股票市场更重要的资本市场，如果住房(即资本)的分配越不均，即有人可以买许多套房、有人连一套房也买不起，经济增长的好处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就会越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

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厦门应该考虑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在城市化这一阶段尽可能地实现“居者有其屋”，让新市民都有机会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带来的资产升值。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只有确保公平包容，才能可持续发展。

厦门的开放包容还要体现在对外交流中

厦门的开放、包容还体现在其外向型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以侨引台，以侨引外是厦门的特色，外商投资企业在厦门工业中一直是主角，2015年厦门自贸区获批，对台、对外交流合作继续扩展。

2016年2月，国务院批复《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指出，“逐步把厦门市建设成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在促进两岸共同发展、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门户作用”。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厦门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不高，在谈到对外开放时通常还是指吸引和利用外资上。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以“请进来”为主，今后30年乃至更长时期，“走出去”将成为潮流和趋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大陆企业对外投资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厦门作为“走出去”的门户作用并不明显。

有意思的是，率先“走出去”的是厦门大学，这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所说，“厦门大学是由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的。92年之后，厦大回到嘉庚先生成长的马来西亚创办分校，这是历史的回馈。”笔者今年5月份到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访问，真真切切感觉到国际化的巨大潜力，也相信开放、包容的厦门能够将其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拓展成为其国际竞争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