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院士黄本立: 当年差点跳槽 去当摄影师 黄本立院士参观陈文令办的红色记忆展。(本报记者姚凡摄) 1949年,在岭南大学科学馆门前,黄本立拿着当时“最牛”的Speed Graphic新闻相机留影。 (供图/黄本立) 厦门日报讯(文/本报记者 姚凡)前些日子,收到一个沉甸甸的邮包,厦门大学黄本立寄。大名鼎鼎的院士会给我寄什么呢。拆开一看,《随影录》,啊,原来是黄本立的摄影集啊!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厦大采访拍照,20多年来,也时常在一些场合见到黄本立拿着相机捕捉光影世界的瞬间。2007年5月间,黄本立看到我与年月报道的乡村摄影师李天炳,还根据李天炳那台英国座机上的标签,帮忙查找过生产厂家。没想到,这位口口声声称我“姚师傅”的著名学者,才是老资格的摄影前辈。 原来,早在上世纪40年代,黄本立在岭南大学求学时期,就在美国归来的高兆兰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摄影,并成为课余摄影小组的成员。在那个年代,配药水,冲洗幻灯片,在暗房里放大照片,与当今数码时代玩照片可是有很不同的乐趣。 黄本立在他的《随影录》中透露,“新中国成立后,我到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隶属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前身)参加工作。动机之一就是当时长春有个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到长春后可以考虑转到‘东影’去干摄影工作。然而东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急需的光谱分析使我慢慢打消了‘跳槽’的念头,以致最后光谱分析成了我终生的专业。不过对摄影的爱好,却一直留存在我的骨子里,还没有哪位华佗能把它刮掉。”如果黄本立真去了“东影”,中国会少一位光谱分析领域的大家,但在电影领域可能会多一位摄影大咖乃至著名导演。 黄本立七十年业余摄影的丰富经历,即使是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也未必能比。1949年,黄本立拍摄过广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游行及主席台上叶剑英的讲话。上世纪50年代黄本立曾为单位照过不少“新闻”照片,例如曾拍摄过吴有训、钱学森、唐敖庆,吴学周;英国李约瑟,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团长洪存哲,新中国成立后长春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游行,还不时地向《长春日报》投稿。 在写这篇报道时,我也曾恳请黄本立从他拍摄的数以万计的底片中,提供几张重要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的影像以飨读者。黄本立回应说:“此类照片的底片我当时就上交到单位去了。另外,我本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想还是低调一点好。望您见谅!” 作为业余爱好者,黄本立不像专业摄影师或高级发烧友们那样扛着长枪短炮。“由于我的照片的‘草根性’,这本册子所收集的大都是一些用傻瓜机、‘卡片机’拍的‘快照’。”黄本立说。但是,观看黄本立的作品,总能从构图、用光、瞬间的捕捉中找到一些趣味点。 “我之所以到了垂暮之年想从我那些现在还能找到的数千幅照片中选出一些来出一本册子,一来是不时受到一些同事和好友的鼓励,二来是‘雪泥鸿爪’,想留点东西和同好们分享。凯撒大帝有一句名言:‘Veni, Vidi, Vici’(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我也有一句‘胡言’:‘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咔嚓了’。我的口袋里经常放着一个小数码相机,看到有点意思的东西就‘咔嚓’一下,反正不要买胶卷。”黄本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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