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美国报纸头版"厦门事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谷派号召“力抗暴清”

日本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的独特之处，不仅僧人可以吃肉、娶妻这么简单。

首先，它积极开展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日本学者川边雄大的研究表明，东本愿寺开始海外活动的时间，比其他宗派更早。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就派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华， 1876年在上海英国租界的北京路，设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这是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据点。

其次，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东本愿寺(真宗大谷派)的僧人和信徒，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刘景岚等先生指出:“1894年6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华宣战的诏谕后，大谷派法主大谷光莹随即颁布法谕:‘扬国威于海外，是则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本分’。(同月)从8日到11日，即连续发布了19份通告，要求未从军者恪尽农工商之本分，献纳军资，力购国债，寄赠物品，‘力抗暴清’。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大谷派随即发布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要求奋勇杀敌，号称‘利剑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从而喜归净土极乐。”

就是这么一个日本真宗大谷派，1896年前后来到厦门，开始了在厦门的布教与阴谋。

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

如今的思明区局口街山仔顶巷，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老城窄巷。曲折的十数级台阶，将人带进宽不足三米的逼仄小巷中。举目环顾，四周房屋都是新建，似乎只有一幢房子的门楼为民国风格。1900年直接引发厦门事件的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遗迹无存。

对于这所布教所的设立，《厦门市志》中这样记录:“清光绪22年(1896年)，日本真宗大谷东教派僧人水谷魁耀等，通过日本驻厦总领事，租用山仔顶一座民房作为布道所，称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不仅将水谷魁曜名字写错，且“真宗大谷东教派”、“真宗大谷教”之类名词，显然对日本佛教颇为外行。

其实，早在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日本人为粉饰太平而折腾出来的《新厦门指南》一书中，对真宗大谷派在厦门的流传，已有明确记录。1896年前后，厦门人林丽生，迎合当时已占领台湾的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向时任日本驻厦门二等领事上野专一建议，在厦门开展日本佛教的传教活动。这一建议，得到时任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大力支持，派出真宗大谷派僧人、时任台湾宜兰兰阳寺住持的故加苏广法师来厦，开始布教，初时大概住在厦门城内的东亚书院之类地方。其后，东本愿寺派来的僧人水谷魁曜等人，才在局口街山仔顶巷，租下一处小小民房，作为“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

综合日本外交机密电报及中国官方当时的记录可知，这处山仔顶巷的布教所，“为租赁之房”，房主姓张，为英国教民，“租金不详”。该处房子“房间狭窄”，进门后左侧有佣人房间。门外左侧小巷里，有公共厕所。

东本愿寺在厦门的后续

虽说1900年山仔顶巷东本愿寺布教所被烧，但日本真宗大谷派并未绝了在厦传教之心。

1930年代初，真宗大谷派僧人神田惠云来厦传教。1936年，神云等人觅得白鹿洞山脚下地方(今第一医院后面白鹿洞路一带)，准备兴建“厦门东本愿寺”，却遇阻挠未果。1938年5月，厦门沦陷。6月，真宗大谷派僧人即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继续施工，在白鹿洞山脚下建成“厦门东本愿寺达观园”，占地3000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神田惠云等日本僧人被遣送回国。回国前，神田立下契据，将白鹿洞山下的东本愿寺的房舍田产，全部献给厦门佛教会，永为基业。（文/图黄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