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 鹭岛摆脱日军长达7年铁蹄蹂躏

8月15日，胜利！

“8·15”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厦门日报讯（记者 何无痕 实习生 邢雅妮）1945年8月10日6时，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标志着中苏美等二战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取得对日作战的最终胜利，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从此摆脱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的魔爪。“8·15”成为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厦门，终于迎来胜利的消息，摆脱日军长达7年3个多月的铁蹄蹂躏，终于从噩梦中醒来。

记者走访当年的亲历者和文史专家，并通过当年的报章杂志内容，尝试复述8月15日前后那段时间里，发生在厦门街头巷尾的点点滴滴。

那一天，抗战胜利

广播频传捷报

百姓奔走相告

“人们在街上碰面，常常就这些听来的消息低声交谈，到后面大家就大胆走上街头，欢庆抗战胜利了。”

8月15日这一天的到来，老百姓等了太久，盼了太久。对于福建省文史馆员洪卜仁来说，这一天是他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性的一天，当时年仅17岁的他，亲眼见证了在这天前后，厦门土地正悄然发生着的变化，从沉默到热闹，从恐慌到欣喜。通过洪卜仁的回忆，历史鲜活地流动了起来。

洪卜仁回忆，变化其实从7月份就已悄悄开始。当时日军严格控制老百姓家里的收音机，谁家有收音机都要登记。而收音机只能接收厦门以内的播音，中波和短波都被封死，为的就是封锁日本战败的消息，但却还是有不少老百姓铤而走险收听来自重庆的广播电台，“当时广播里已有消息说，日本快支撑不下去了”——人们走在街上碰面，常常会就这些听来的消息驻足低声交谈，还得防着身边的可疑汉奸或日本人。

广播的消息，再配上现实的变化，越来越让人们相信胜利在望——虽然厦门市面上的两份报纸，即日方办的《全闽新日报》和汪伪政权办的《华南新日报》都没有报道战事消息，但每天巡逻的日军却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个人。

“我还印象深刻地记得在8月初，广播里隐约听见了‘原子弹’的字眼，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晓。”洪卜仁回忆，这个关键的字眼出现后，连街上稀稀落落的几个日本兵都不见身影。

8月14日晚上，地下抗日义士通过偷听电台广播得知停战消息，消息虽没有公开，但百姓间已是奔走相告。直到8月15日，有人暗地里收听到重庆电台的广播，称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刚听到消息，大家还只敢偷偷说，有人高兴得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到后面大家就大胆走上街头，欢庆抗战胜利了。”洪卜仁回忆里的背景氛围，开始转向。

那一天，上街庆祝

中山路鼓浪屿

建起庆祝牌楼

鼓浪屿那座“约八米宽、两层楼高的牌楼写有‘普天同庆’、‘四海同欢’，顶端写着‘四大强国’，夜晚灯火辉煌，吸引百姓驻足观望。”

那些需要在暗地里偷听广播的日子一去不返，被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喷薄而出！

曾经在日寇的管制下死气沉沉的街道，一下变得人声鼎沸，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洪卜仁说，从这一天起，喜庆的氛围几乎维持了十天。

据洪卜仁回忆，当时有人自发地凑钱架设牌楼，张灯结彩，贴上庆祝抗战胜利的对联，街上不时传来爆竹的响声。人们在路上相见都会激动地告诉对方“臭日本投降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还会互相摆出胜利的手势。”洪卜仁说。

8月15日那天，洪卜仁搭船从鼓浪屿到厦门，登上轮渡码头后，没走多远，就看到中山路厦门商会（今黄则和花生汤店）前的马路上，有人在准备搭制庆祝抗战胜利的牌楼。接着，中山路、大同路、开元路等处也都立起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牌楼，一片喜气洋洋。

回到鼓浪屿后，在邻居郑忠德和卢万金等人的建议下，洪卜仁也决定加入，搭建一座牌楼庆祝抗战胜利。

“我们那座牌楼就建在现在的鼓浪屿龙头路和泉州路口之间。”洪卜仁说，当年大家一起凑了点钱，就让工人搭好了这座牌楼。

约八米宽、两层楼高的牌楼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在牌楼的正反面写有“普天同庆”、“四海同欢”，而最顶端则写着“四大强国”。卢万金特地邀请了他的父亲、厦门文化名人卢文启为牌楼写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对联，“这是当时鼓浪屿上唯一的牌楼。”洪卜仁说，牌楼在搭建时还安装了电灯，夜晚时灯火辉煌，吸引了不少百姓驻足观望。

牌楼搭建好后，美彰照相馆还为几位青年在牌楼前拍照留念，可惜年代久远，照片已不知去向。

那一天，祭祀先人

请儒生读祭文

全族人上香祷告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厦门杀害很多沿海村民，当地村民形成一个民俗节日‘日本忌’，每到5月就会祭祀先人。”

抗战胜利的消息让老百姓为之振奋，而除了张灯结彩庆祝之外，将消息告诉冤死的先人以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也成为了许多老百姓的要紧事。

据本报资深地理编辑、文史专家卢志明介绍，由于日本1938年5月登陆侵略厦门后杀害了很多沿海的村民，当地村民们也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节日，叫做“日本忌”，每到5月份，家家户户就会祭祀先人。

8月15日当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一经确认，村民们第一时间就是要把这个消息通过焚香烧纸钱告诉先人——厦门民俗专家杨纪波的爷爷便是在日本占领厦门期间不幸遇难，在8月15日得知消息的当天，他们一家也马上焚香，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据曾住湖里社的杨永成回忆，8月15日当天，他们立刻进行了极为隆重的祭祀仪式:开祖厝门、祭天公。不仅请来儒生读祭文、焚香，全族的人也都集中在祖厝，集体上香祷告，告诉祖先胜利的消息，“就连以前偷偷养的猪，这回也立刻杀了来祭天公。”

厦金当天复航 胜利日成“团圆日”

厦门为金门输送源源不断的物资，许多分居两地的金门同胞得以团聚

1945年8月15日，金门与厦门沉浸在获得新生的欢庆之中。

本报资深地理编辑、文史专家卢志明告诉记者，金门是日本图谋占领厦门的跳板，因此1937年抗战一开始，金门就成为日军进犯的主要目标，在金门、厦门相继沦陷后，日本就将两地作为同一政区统治，因此抗战胜利时两地也是同一时间光复。

民间船只恢复航运 厦门送去生活物资

8月15日这天，深受蹂躏多年的金门人民扬眉吐气，还冲进了原来作为日寇最高指挥部的金门行政公署。当天许多因为沦陷后被迫与家人分居两地的金门同胞，在了解到当天厦门、金门的民间船只马上恢复航运后，当即就乘船回金门，在庆祝抗战胜利中家人也得以团聚。

厦门和金门之间的复航，对于两地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金门地区的民生资源向来短缺，食品、衣物、燃料等人民生活必备的物资都要依靠内地，尤其是厦门地区的供应。可以说，厦门和金门两地的航线就像一条脐带，为金门输入源源不断的养料，将厦门和金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金门文书娶大嶝女孩 那一天三代团圆

据卢志明介绍，抗战期间，金门县政府迁址大嶝，政府职能没有丧失，机构正常运转，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金门县政府才又回迁金门办公。

在两地之间，也正因此有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卢志明介绍，抗战胜利前，一名来自金门县的年轻文书娶了大嶝的一名女孩，他们的儿子刚好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生，而当时孩子的爷爷奶奶都还在金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小孙子。

也就在那一天，这一家人带着儿子乘船回金门与爷爷奶奶团聚，三代团圆。

【亲历】

市面币制混乱

流通四种钞票

喜庆的氛围渐渐淡去后，由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厦门街头显得有些混乱，街上摆起了赌博摊，有些人冒充接收人员来抢着贴封条。其中，币制的使用则更为混乱。福建省文史馆员洪卜仁回忆，厦门当时市面上流通了四种钞票，分别是日本军用券、日元钞票、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以及厦门劝业银行的钞票。

“日军走了，这些钞票还能不能用，要怎么用，成为大家的疑问。”洪卜仁回忆，为了避免风险，有的商户索性拒收，这也引起了一些不安，“大家当时心里头都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投降后日本人

依然气焰嚣张

当时，厦门还有些日本人仍未离开，今年76岁的曾国柱老先生亲眼见证了在厦日寇投降后的猖狂行径。

他告诉记者，抗战胜利之后的一天，只有6岁的他也吵着要玩彩旗。他的父亲就去中山路的文化商店买。买完旗子，父亲从中山路走向行人较少的大中路时，遇到了两个日本兵——有一个日本兵一把抢过旗子，并把它撕烂；另一个日本兵则凶狠地舞动带鞘的日本刀，往他父亲头上砍去，他父亲一下子头破血流，趁着周边没人，两个鬼子扬长而去。

所幸，行凶时那把日本刀带着刀鞘。他的父亲后来被同胞发现，扶他到附近的私人医院缝补伤口，保住了性命，不过额头上的伤疤却永远成为这历史性一幕的“见证者”。

【回忆】

“汉奸报”变更报名

刊登日本投降消息

日本投降之后，在《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全国大报上也开始陆续刊登抗战胜利后与厦门有关的受降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后不久，被老百姓称为“汉奸报”的《华南新日报》为讨好新政府，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新华日报》，并于9月份刊登了驻华日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式签署投降文书的消息。而《全闽新日报》在刊登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就直接停刊了。

躲进山洞扮女装

抗战胜利恢复男儿身

1938年5月10日，日军入侵厦门，黄厝溪头下社的村民纷纷躲进山洞里。同年12月，陈明山在山洞里出生，父母一看是男孩，不知是喜是忧。

陈明山说，之所以取名“明山”也是有寓意的，希望有一天光明会来，照亮山洞。“5岁前都是穿长袍子，头发也是像女生那么长，3岁之前几乎没出过山洞。”陈明山回忆，那时流传着日本人会偷男婴的消息，父母担心他被日军劫走，于是将他打扮成女孩子。

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对陈明山说，以后可以不必再穿裙子留长发。陈明山这才知道，原来那天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那时我就像一只原本关在笼子里的鸟，现在笼子开了，那天家里杀猪宰羊，热闹极了，还说要把生日和抗战胜利一起庆祝。”陈明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