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医生”被水产学院截留,开始研究海洋生物 “我原本是要当医生的。”洪惠馨老先生是厦门大学生物系1958年的毕业生,那一年,洪惠馨听到自己的毕业分配去向——上海第一医院。很快,学生理卫生的他和同班的一个女生坐火车到上海。女生被分到上海水产学院。 “我们先到水产学院,结果学校说,我们要两个人,你们怎么才来一个人。”洪惠馨笑了,女生是有男朋友的人,结果学校以为他俩是一对儿,阴错阳差把两个人都留下了。 很快,洪惠馨便明白,为什么学校要两个人——1958年年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就拉开了序幕,急需水产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时候还没有国家海洋局,我们跟着部队出海,穿着没有军衔的军装,在东海区干了一年半,基地在舟山。” “那个年代,条件太艰难了,有些海域是国民党控制的,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小。”洪惠馨说,他们当时的研究几乎没有基础资料,到底我们国家有多少种鱼,多少种虾蟹贝类,完全是空白。 而钵水母其实并不是那次海洋普查的重点。纯粹是出于“喜欢”,他留下了打捞上来的水母并做成标本,开始研究它们,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年轻的洪惠馨爱好美术,常常自己对着显微镜,画出水母的解剖图。这些“无心插柳”之举,使他成为国内最早研究钵水母的专家,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要编写《中国动物志》,马上找他来牵头写钵水母。 一年好几个月耗在海上,生活跟渔民差不多 在妻子王理琴看来,海洋生物研究者的生活跟“渔民”差不多,一年中丈夫不在家的时间有一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期间,洪惠馨回不了家,直到儿子8个月了,父子俩才见上第一面。 “她很不容易啊,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洪惠馨说,有时候出海回来,衣服上满是寄生虫和血,自己没有空清理,都是妻子一件件洗净、晾干,帮他放进箱子,等待下一次出海。 文革期间上海水产学院搬到厦门,变成厦门水产学院。洪惠馨随着学校搬迁的100多人回到福建老家,从事海洋生物的教学,并继续钵水母的研究工作。集美大学的林利民教授是洪惠馨在厦门的第一届学生,后来成了洪惠馨的助手,他也是钵水母的研究者。明年,林利民即将退休,这让洪惠馨常常对着一堆瓶瓶罐罐感叹:以后这些东西不知道要传给谁? “我希望上帝让我多活几年,好让我再研究下去。”快80岁的洪惠馨没有休息,仍然走在求知的路上。 【成就】 他命名了“西沙无棱管水母” 传奇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综合楼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成百上千个贴着标签的广口瓶里藏着一个低调的传奇——这里是全中国钵水母标本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方。此前,洪惠馨教授从没有对外刻意宣称过这一点。这个“秘密”是我们在采访中意外发现的。 近期,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洪惠馨出版了《中国海域钵水母生物学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它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海域钵水母生物学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专著,被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说起钵水母,很多人也许“一头雾水”,实际上,我们都吃过的海蜇,就是钵水母家族的成员之一。钵水母是一类极其古老而低等的动物,全世界约有200种,中国目前发现有45种,这45种在洪惠馨工作室里都能看到。 某种意义上,洪惠馨可以说是国内钵水母研究方面的“奠基者”。他曾受国家委托,与另外两名研究者高尚武、张士美合著《中国动物志》中无脊椎动物第二十七卷,第一次摸清了我国刺胞动物门水螅虫纲、管水母亚纲和钵水母纲的“家底”。 上世纪70年代末,一种叫“西沙无棱管水母”的新种,由洪惠馨发现并命名,那是他当时在西沙群岛开展鱼类及海洋生物调查时,所取得的重大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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