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首个“婴儿安全岛”在争议中低调前行

东南网1月7日讯(福建日报厦门观察记者 林世雄 林泽贵 廖丽萍 文/图）

婴儿安全岛内的设置。 厦门试点的首个“婴儿安全岛”。

“它不会出现在地图上，但它在路的尽头等着你！”

它是一个面积不到5平方米的人工“小岛”，周边没有海水。

它的名字叫“婴儿安全岛”，也有人称“弃婴安全岛”，专门为弃婴设置。“岛”上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木屋，屋内有婴儿床、婴儿被、保温箱，可以延时报警，构成延长弃婴存活期的临时庇护场所。

最近，这种四四方方的人工“小岛”正在全国各大城市浮现。“小岛”上是接连出现的弃婴，“小岛”外是波涛汹涌的争议。1月1日，厦门试点的首个“婴儿安全岛”低调启用，依托儿童福利机构进行，试点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年底。1月5日，“婴儿安全岛”迎来首位“岛民”，但在这之前，有关“人道主义还是纵容犯罪”的争议早已在“小岛”周围此起彼伏。

“我们改变不了弃婴这种行为，但我们可以让无辜的孩子们享有生命的尊严。”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王全弟无意去平息这场争议，他只觉得始于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能够在全国推广，自有它的道理。安全岛内没有安装摄像录影设备，墙上的《使用须知》提醒说，应把婴儿放在婴儿床上，并尽可能留下婴儿出生日期和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

让弃婴享有生命的尊严厦门试点“婴儿安全岛”

位于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门口保安亭旁的“婴儿安全岛”外观并不起眼，看起来就像移动公厕，外墙显示屏上有“婴儿安全岛”字样。婴儿床、婴儿被、保温箱、报警器、空调、通风装置……“岛”上所有的家当总投资5万元。安全岛内没有安装摄像录影设备，但墙上的《使用须知》提醒说，应把婴儿放在婴儿床上，并尽可能留下婴儿出生日期和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

设置这么一个“岛”，是按照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统一部署的，全省目前只有福州和厦门开展试点工作。

2011年，石家庄市在国内最早设立“婴儿安全岛”。2013年7月，民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试点“婴儿安全岛”。厦门市民政局随后结合厦门实际，制定了厦门的试点方案。

据王全弟介绍，安全岛上设有两个报警装置，一个需要弃婴家属自己按下报警器进行报警，另一个则是在婴儿床上的压力感应装置，“孩子被放下5分钟后，延时报警器就会自动报警”。报警后，24小时值班的保安就会接到警报，通知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来接走弃婴，并向公安机关报警。福利院还特别安排了儿童护理区的工作人员每天至少定时巡查两次，确保放置在安全岛内的婴儿能被及时发现，并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保护救助。

一些重病或重残的婴儿被父母遗弃在公园、草地或者垃圾场，不是浑身又脏又臭，就是被蚊虫叮得满身包，时常因为没能及时被发现而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安全岛’的设置，主要就是缩短弃婴从被遗弃到被救助的时间，让孩子享有生命的尊严。”见过许多这样被遗弃的婴儿，王全弟对“婴儿安全岛”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说，设立“婴儿安全岛”是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让弃婴在被遗弃到接收这段时间内得到人性化关怀。

去年，厦门儿童福利院一共收养了55名弃婴，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其中大部分孩子患有疾病或是残疾。王全弟表示，最多的时候，厦门一年有100多个弃婴，而且他们不少是公安机关接到群众的报警之后，才转送到社会福利中心的。

厦门市民政局表示，厦门在试点期间暂定先只设立一处“婴儿安全岛”，今后再根据试点及实际工作情况来考虑是否增加设置点。

纵容遗弃还是人性关怀？“婴儿安全岛”考验社会宽容度

1月5日凌晨4时，厦门“婴儿安全岛”启用的第五天迎来了首位“岛民”——一名近两岁的女孩。孩子母亲留下了三个装着衣服、奶粉的旅行袋和一张纸条。纸条透露，女孩出生后3个月发现脑积水，现在下半身瘫痪，而且要使用导尿管，家里已经为她花去了30多万元医疗费用，现在已经无力再承担，希望福利院能帮助进行治疗。

虽然，设立一周来只收到一名弃婴，但是，厦门“婴儿安全岛”的设立还是免不了在争议中前行。质疑者的焦点主要在于，“安全岛”的设置会减轻弃婴者的负罪感，纵容他们抛弃孩子的行为，“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厦门市委副主委朱奖怀就认为，设立“婴儿安全岛”会让人感觉弃婴“有地方去”，而且可能导致周边地区居民将弃婴送到厦门来。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门外的安全岛，在刚刚设立的一段时间内就集中接收了一批弃婴，而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2013年12月刚启用这一设施，当月就接收弃婴9名，数量比往年同期增多，甚至连外省市的父母也“慕名”前来……

“弃婴集中出现的情况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如此，但是，长期来看并不会一直持续。”王全弟认为，“安全岛”的设立是否带来弃婴的增加，不能仅仅以一个时间段接收到的“岛民”量来衡量。根据统计，从2011年6月设立到当年年底，石家庄的婴儿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4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往年同期数量。这说明，婴儿安全岛设置后，石家庄弃婴总数没有增长，只是集中到了一起。从设立至今的2年多来看，弃婴行为总体上并没有在“安全岛”设立后变多。相反，“婴儿安全岛”让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从石家庄市的情况来看，以往被发现的弃婴存活下来的不到一半，而“婴儿安全岛”两年多时间里接收的弃婴，约60%能够存活下来。弃婴常常遇到的高烧、外伤和肺炎等伤害，很少再出现在“安全岛”里的孩子身上。

集美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巨东红认为，在《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是比较重要的一条，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国之一，设置“婴儿安全岛”正符合这一公约的精神，因为我国90%以上的弃婴患有先天残疾或者病痛，“婴儿安全岛”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这些孩子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她还认为，“婴儿安全岛”作为一种措施，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现在大家会有争议和不理解，主要是对于这种方式还没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和接受。

在更多专家看来，小小的“婴儿安全岛”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这并不是在纵容遗弃，纵容这个字眼太过激烈。应该注意到的是那些抛弃孩子的父母，他们有着怎样的痛苦和难言之隐。”厦门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傅永涛认为，“婴儿安全岛”的建立是必要的，无论如何，这是在最大限度地给生命以尊严，并且树立一个人性良知的标杆。

不过，傅永涛也表示，从法律层面上说，设置这样的“安全岛”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他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弃婴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设置“安全岛”有悖于法律方向，“这是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一些网友提出，“安全岛”会给一些人贩子提供守株待兔的机会，被遗弃的婴儿有可能面临被拐卖的危险。

如何走出尴尬困局？解决遗弃问题应从源头抓起

其实，设立“婴儿安全岛”的争议不仅来自外界，也来自于福利院的内部。“婴儿安全岛”相当于延长了福利院的服务半径，还增加了工作人员的负担，更关键的还有其中存在的风险。如果因为系统失灵或者孩子没有被及时发现导致弃婴死亡，那么社会谴责的矛头将很有可能指向福利院。

“能够救一个算一个！”尽管对“婴儿安全岛”仍有担忧，但王全弟依然坚持其设立的必要性，“弃婴无法避免，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出现弃婴后的结果”。在他看来，无论“婴儿安全岛”有没有搭建起来，“各地的福利院对弃婴来说都是安全岛”，而这个“岛”只是最后一道保障，要遏制弃婴，必须从源头开始。正如一些网友所说，与那些躺在纸箱里或者编织袋里甚至遭到流浪猫狗啃食的弃婴相比，“安全岛”上的弃婴可谓幸运多了。

王全弟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禁止弃婴现象，我们更应该去分析父母丢弃婴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我国来看，被丢弃的孩子大部分都有残疾或者身患重病，存活率很低，还有的是单亲家庭。面对这样的孩子，父母没有能力承担长期养育的责任，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以及精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只有从源头上考虑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遗弃问题。”傅永涛说，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应对孩子承担监护职责与抚养义务，遗弃婴儿、儿童均为违法行为，严重者须追究刑责，但是否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对弃婴情节严重者予以严惩的同时，有所宽宥，设有一定时间的缓冲期，允许弃婴后自责、后悔的父母领回自己的孩子。

专家认为，“婴儿安全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众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日益重视，但要根治弃婴问题，单靠“婴儿安全岛”是远远不够的。厦门市福利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我国儿童福利工作的理念和制度构建必须转变，国家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帮助有困难的父母和儿童，这比被动的救助有更积极的效果。长远考虑，需要从夯实医保社保、强制婚检等制度环节入手，一方面加强对家庭抚养残障、重疾儿童的国家保障支持，减轻普通家庭抚养残障、严重疾病儿童的经济负担，弱化他们的弃婴动机；另一方面，应推行全民强制免费婚检，把好优生优育关口，降低残障、重疾婴儿出生率，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只有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弃婴行为，各地弃婴岛接收的弃婴才会越来越少，最终才能走出尴尬困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婴儿安全岛”只是一个“治标”的举措，真正要“治本”还得靠各项救助制度的建立健全。